那些年，我们一起玩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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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萧风

　　元宵入夜，院子里爆竹齐鸣，焰火缤纷，正为这个年节画上句点。可惜没见少儿玩花灯，令节日减色不少。正遗憾时，见L女士牵着女儿，提一盏红灯笼走过，兴致盎然。抬眼数百米开外，这是我见到的仅有的一个少儿玩花灯。

　　这花灯是从商家购买的，做工精致，内置电池灯泡，安全，一如我二十多年前给儿子买的花灯。这也许是这代人努力传承元宵文化习俗的最大努力罢！比起在电视里看元宵节目，带孩子出来玩灯无疑是更明智的选择。即令是到灯展现场观灯的美感，也取代不了少儿亲手玩耍灯笼的乐趣。

　　如今元宵节通常是“观灯”、“赏灯”，我的少儿经历是“玩灯”。故乡新洲“玩灯”的叫法，也许不够文雅，却道出了价值所在。观灯与玩灯，虽一字之差，却趣味殊异。一个是被动的旁观，一个是主动参与。记得我们出来玩灯的小孩子，每个人都有一盏花灯，或举着，或提着，或拖着。既观别人的灯，更玩自己的灯。相互欣赏、比较、炫耀、议论、争吵，指指点点，哄哄闹闹，不到花灯里的蜡烛燃尽不会离开。那种趣味与快乐，那种满足感，时下逛灯会赏花灯的小朋友，是体会不到的。

　　花灯不仅是自己玩，还是自己家里制作的。扎制花灯的工作必须在正月十三以前完成，因为十三要“试灯”。记得每年元宵节前，父亲都找来竹子，劈成篾，然后问我：扎个鲤鱼灯好不好？我当然说好。父亲手巧，还有一笔好字，篾丝扎成鱼的形状后，外面贴上白纸，在纸上涂上颜料，画上鲤鱼鳞、眼睛、尾巴。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我始终在跟前，盯着、问着、兴奋着，偶尔帮一点小忙。不久，一个红色的鲤鱼花灯扎成了，我兴高采烈举起来，一心等待天黑。

　　其实还不到天黑，房前屋后就出现了不少花灯。看到别家小孩的花灯出现了，我也迫不及待地要出去玩。父亲就帮我把蜡烛安进鲤鱼肚里，点亮，我举起灯笼兴冲冲一阵小跑，加入村里的花灯展。

　　从正月十三试灯开始，到正月十六，连玩花灯四天。十六要“送灯”，就是把花灯用灯内快要燃尽熄灭的烛火烧掉。虽然舍不得，却也无可奈何。所以，每年元宵节父亲都要扎制新花灯，我也每年参与帮忙。捆扎篾丝的活是做不了，却也慢慢试着画上几笔。亲手做出的花灯，总是百般珍爱。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情景宛如眼前。当时的农村，物质相当匮乏，家长却舍得买纸张、颜料、蜡烛，亲自动手为孩子制作花灯，满足孩子的愿望。他们那一代，或许没有传承文化价值的高深想法，只是自觉地尊重传统习俗，素朴地“前传后教”，给了孩子一段欢乐时光，一个永远的快乐童年，为孩子种下了一棵美好的童年回忆之树。

　　今天的元宵节，小孩子可收看的电视节目数不胜数，可观赏的灯展美轮美奂，物质生活之富足，更远非我辈童年可比。然而，孩子手中少了花灯，就少了主动参与的乐趣；没有与长辈一起制作花灯的过程，就产生不了亲自动手创造的经验；也无法于朦朦胧胧之中体验劳动与成果之间的联系，这恐怕是一种精神财富的损失。

　　城市化的进程，专业的分工，必然减少了人们的亲力亲为。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当年我们一起玩花灯，其实是在进行一种有益的少儿体验，在承续一种宝贵的传统价值。即使从经济角度看，小小一束艾蒿，年年挂上端午门楣，元宵的竹子，更应该进入节日消费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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