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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写过一篇望年的文字,这次是再望年了。今年是我结束南飘生活,回到武汉阳逻过的第一个年。跟一些成年朋友的想法一样,我也害怕过年。害怕的无非是一些繁缛末节的应酬。这些礼数都是靠一代一代潜移默化去领会,根本没有人来指导我怎么做才是对的。大至送礼的讲究,小至几句客套话,都没有标准的模式可以参照。似乎人一成年,你就必须懂得这些,不然就被耻笑。我虽然读过几本书,可那些知识也没有给我任何对付此类事件的力量。从小到大这些事情都是交给父母处理。到了南方,十多年是一个人过,更加把这些传统的规矩给忘记得差不多了。而回到了家乡,又得回到这种拘谨里。虽然现在已经是21世纪,可到了亲戚叔伯面前,感觉自己又不知不觉裹上了小脚,穿上了满襟大褂,一言一行得好讲究,于是内心里很不自在,对年关也有些排斥。 今天接到紫薇山庄姚庄主的电话,约吃年饭,思考了一下,还是决定参加。我是习惯迎难而上的人,朋友之间比亲戚面前要活泛许多,我想借着这次聚会,尽快融入“年”的氛围里。 今天已经是腊月25了,的士司机一说价格,我便领悟了,已进了年关。夜幕之下,路过陶家大湖的湖堤,看到前方闪烁的几点灯光,我认为那一定就是紫薇。吃年饭,也无非是吃饭吧。猜测得到我小时的两位老友一定会在场。推开门之后,发现他们都在,但也有一些新面孔。这种新老朋友的年饭我还是第一次参与。姚总立刻张罗着加菜,珍珍也把她的位置让给我。其实饭我倒是吃不下,重点是来学习如何过年,也想学习着如何跟本地朋友交往,好尽快成为一个地道的阳逻人。 象前几次一样,姚总又是吐槽的主角。他写诗,他的“黑牡丹”,他的车技,甚至他被烫伤,他的爱犬都是流动的话题。我常常被他的损友们经典的语句逗得哈哈大笑。大家只是偶尔会说一句“大过年”的,以此来一表明对年的郑重。除此之外,无非就是喝酒,瞎聊。并没有需要每一个人都郑重“表白”一番。 其实在很久以前,我是很会喝酒,很会瞎聊,像席中一位美女一样,也曾是一个流转席间,八面玲珑的“江湖女侠”,可不知怎么的,离开那种“酒池肉林”多年之后,人就变得愚钝了。除了满脸堆笑以示友善,张口结舌地竟不知说什么才好。年饭过后,我送上了给姚庄主与夫人的一点富平柿饼,说了句“柿柿如意”简单道别,就很快躲进了刚刚的车里。宅惯了的人,就是这样。 回到家里才发现父亲打了三次电话过来。其实是说重复了好几遍的话,“到了27就和孩子一起回家,宝宝要不要跟海斌一起回家?” 按规矩出嫁的女儿是不必在娘家过年的。前几年我曾在娘家过年,但我并不用出去拜年,来了亲戚朋友也不需要我去招呼。今天回来的路上朋友谈过年其实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过年对女人来说,不是很大的问题,但对于男女人来说,却是很重要的事。男女人必须事事出面。就比如拜年,女人不去,主人不会说什么,但男女人不去,就不像话。” 父权制家庭模式是祖上就传下来的。那我这个家里没有男女人的女人,可能也不必担太多责任。但因此可能也就失去了家族地位。实际上,女人在家族中的地位也一直是附属于**(夫家)的。我只能在大年初二时才能携子女回娘家,只有我弟弟,弟媳才能住在我娘家守岁,他们会在大年初一到同族的叔伯们家里拜年。初几,我的弟弟们做为亲戚来我家,我又必须按规矩待客,要做他们做点吃的,俗称“烧茶”。我记得小时候常吃的是线粉(红薯粉)煮肉元子。幸好河南的朋友给我寄了点上好的红薯粉。想到自己要做为一个成年人,一个家长,去面对这些礼节,更加想找个男女人逃避开。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不够女权呢? 其实我也想过年,只是,我想的,还是小时候的年。“二十四,唆鱼刺,二十五,打豆腐,二十八,捉鸡杀…”,可惜,这些小时候,一到过年就挂在嘴边唱的谚语都记不全了。虽然过去近三十年了,我仍然还记得小时候自家打豆腐,拓饼张,打糍粑的情景。可遗憾是,如今机械化消灭了民间传统手工艺,那些家族合作的乐趣,还有原生态的美味都没有了。 几十年前的农村,准备各色年货一般都是家族一起合作。我记得我老家叶家岗,整个村子只有一台大石磨。每家每户的女人先泡好米和黄豆,到了时间,就都到石磨边。排队的时候,女人们也常会拿孩子或身边的事情打趣。整个村子会变得很热闹,时时有女人的笑声如铃儿擅动。 打豆腐一般是奶奶,婶子,我妈,这些家族的女人们分工合作。小孩子则一旁打滚,游戏,等着吃甜甜的豆腐佬。拓饼张的时候,孩子们也会参与。我小时候就喜欢做这个。和弟弟们一起,拿着竹筛在灶台边等着,奶奶将拓好的饼张掀起铺在竹筛背面,我再顶着出去,倒铺在竹毡上。但让我感觉更有趣的还是打糍粑。女人将蒸好的糯米放在大木桶里。木桶放在堂屋中央,五六个叔叔伯伯,一人手持一个木杵,一边用力捣着糯米团,一边喊着嘿哟嘿哟调子,有节奏地围着木桶打转,就像是一种特别有力量的舞蹈。我看过一些苗族人也会这样。 这些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年关活动,将整个族人,家人紧紧团结在一起。才使得整个家族得以和睦,壮大,并延续。我始终认为人们不应该放弃这些传统的习惯,而去一味追求现代化的便利。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几块豆腐,饼张,或糍粑,那些共同的参与,是一种能将亲情建筑得更为稳固的仪式。从长远来说,也是一种有趣的民俗会成为子孙后辈永久的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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