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知青 . 夏理银 （六）开挖倒水河1 （待续）

随遇而安a

我是知青

夏理银

（六）开挖倒水河1

（待续）

倒水河，发源于大别山南麓的河南省新县，流经我省的红安，进入新洲县，与涨渡湖相连。

倒水河的水位因涨渡湖的水位涨落而涨落。

1969 年，涨渡湖涨大水，湖水倒灌进倒水河，致使河水溃堤泛滥，淹没面积达48 万亩，倒塌房屋 1.2万间,直接损失达2500 余万元。

1970 年 3 月13 日，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棉花会议代表时，周总理特意问新洲代表童庆启：“去年怎么样”？童庆启回答说：“去年全县遭了水灾”。接着童汇报了倒水河溃堤，涨渡湖大涝等情况。周总理听完汇报后对童说：“苦干两年，解决倒水问题”。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1970年 6 月，新洲县拉开了“倒水河直通长江改道工程”的序幕。来自新洲、红安、麻城、黄冈、浠水五县近20 万人开上了倒水工地。

下放的那一年冬天，队里安排我们外出开挖倒水河。

     对于外出开河，村民们一般都不大愿意去。好不容易等到农闲，辛苦了一年，该闲一下了。再说离家外出，家里很多事情就要牵挂。可我们知青的想法则不一样。不自已做饭，这可是一个大解脱；政府组织开河，那吃饱肚子应该不是问题；再说我们也没什么可牵挂的，光棍一条，饭锅绑在大腿上——人走家搬。

当然，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诱惑还是那可观的开河补助。

除了队里的工分外，听说每天还有一二毛钱的生活补贴。可别小看这一二毛钱哟，当时一毛钱可以买三个鸡蛋，三分钱可以买一个面窝，或一根油条，或一对米粑。只不过小有遗撼的是，这补助费不是按时分到个人，而是年底由队里“分红”。

为了加强管理，全体挖河人员都实行军事编制，大队为连，公社为营，依此类推。

我们营承担开挖倒水河的地方在韩弄。到韩弄后，我们被安排住在村民家中。这是一家老宅，一间不足20 平米的小房住 4 个人，那床铺和我们仓库的床铺一样，几块砖垒起来就是床脚，一张竹条架子床搁在上面，床架上面再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有所不同的是，我们仓库床上的草是可以经常抱到太阳底下晒晒的，而工地上则是早出晚归，根本就无休息。故时间一长，那稻草总感觉到是湿绵绵的，凉气很重。

不过余集营那几位同学的住宿条件比之我们来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才健、双福和双应的住所是一间尚未完全竣工的半拉子屋子。这屋子的屋顶上还没有盖瓦，只铺上了一层油毡，窗户上用一层薄薄的塑料膜代替了玻璃，地面上那新填的土尚未夯实，既潮湿又松软。屋子里四面透风，象冰窖似的。

由于他们人多，住房紧张，故一张床上要睡两个人。

才健和双福挤在一起，双应和一位同湾子的村民挤在另

一张床上。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好处，暖和些。

和双应同在一张床上的村民也是一位年轻人，听说刚新婚不久，故他隔三差五地晚上要偷偷溜回去一趟。

少了一个人，这双应冷得受不了啦，他就抱起被子挤到才健和双福的床上，一张床三个人，抱团取暖。

韩弄是处山丘之地，在这里要开挖出一条宽300～400 米，深30～40 米的一条河道，其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没有什么机械，有的只是洋镐（十字镐）、铁锹、箢箕、板车。

我的工作主要是拉板车。

工地上的工作时间较长，早上7 点开工，下午 5时收工，吃喝拉撒全在工地上。几天下来，手都拉破了皮，肩膀也肿了，腰酸背疼，脚象灌了铅似的很沉重。

工地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纪律很严，说早上7点开工就是7点开工，规定下午5时收工就是5时收工，没有松动的余地，连冬天下雨亦如此。

我们刚到工地没几天就碰上了连绵雨，虽说我们戴着斗笠，穿着蓑衣，但棉衣还是被雨水打湿了，身上开始着凉。这时我们就紧盯着远处山头上那面红色的信号旗。当信号旗降下来时就表示可以收工了。可是尽管眼睛都盯疼了，那面信号旗就是不降下来。信号旗不降，你就不能停止做工。雨越下越大，棉袱都湿透了，但你还得忍着。

整 5 点，那面信号旗终于降下来了。工地上那成千上万的人们顿时拖着空板车，扛着工具吆喝着跑向各自的住处。

到住处后第一件事就是点燃柴火烘烤棉衣。

棉衣烤干了，第二天又湿透了。一连三天，不少的人因此患上了感冒。

劳动强度如此之大，那饭总应该能吃饱吧，其实不然。

我们吃的是钵饭，每个钵里装半斤米，量虽不少，但由于劳动强度过大，又没有什么油水，这半斤米的干饭是不够吃的。于是，炊事员就给钵里多加点水，这样弄出来的就是半干半稀的饭，够你吃饱也够你喝饱的。

米是从队里拿来的。为了抓紧时间，一般都是晚饭后派人回去拿，第二天开工前赶回工地。回去拿米的人是轮流转。那次，轮到张莲云和董春娥了。

她们吃完晚饭就上路了。当走到周浦时天己黑了下来。前面黑咕隆咚、地僻人稀，她们不敢继续往前走了，就决定在周浦住一晚上。

周浦是条小街，没有客店，她们想找一家较为安全的农户。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一家只有一位大娘的住户。大娘见是两位小女孩要借宿，很高兴，忙把她们迎进屋里，先给她们每人下了一碗红薯面，然后将她们安排在家里唯一的房间里睡，而大娘自已则将被褥铺在柴房地下的稻草上。这让莲云和春娥很是过意不去，刚才还有些紧张的心情此刻变得无比轻松了。

忙下地了，这母女仨个就坐下来唠起了家常。

大娘没有老伴，家里只有一个儿子，儿子现在也在倒水工地上。谈到儿子，大娘不禁长叹了一口气：“唉，都二十多岁了，至今还没有个媳妇”。说完，大娘看了看莲云和春娥一眼。就是这一眼，让这两个刚涉世事不久的小女孩那颗刚放松的心又忐忑不安起来。

这一晚上，她们似睡非睡。

好在这一晚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离开大娘时，她们想给大娘食宿费，可大娘说什么也不收，这让她们至今还记挂在心。

在倒水工地上吃的菜，基本上就是白菜、萝卜、豆瓣酱老三样。在这一点上，农民比我们强。因为都是一个公社，地理上并不很远，所以他们往往可以在晚上偷跑回家打打“牙祭”，換换口味。而我们知青就没有这个条件了，只能守着那三样菜打转。时间一长，本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那脸上也失去了血色。

那一次，上面给每人发下来块把钱的生活补贴。好久未见着荤了，才健和双福打伙忙托人从韩弄街上买回来一个猪肉罐头。见到猪肉，这两位年轻人就象那饥饿的狼看见了鲜肉似的，四眼放出了绿光。两人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大快朵颐，连罐头盒里面的那层厚厚的白色的猪油也吃得一干二凈。

吃完猪肉，口干舌燥，需要喝点热水帮助消化。工地上没有热水瓶，要喝热水只能现烧，而且是烧大灶，这很麻烦。两个年轻人可没有这等耐心，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用葫芦水瓢舀起缸里那刚刚从池塘里挑回来的凉水就大口地喝了起来。

也不知怎么回事，都吃了猪肉，都喝了凉水，双福到还沒有什么反应，但才健不一会儿就肚疼腹泻起来。

一连多天，也不知拉了多少次肚子，几乎是拉脱了水，最后拉出来的是带泡沫状的黏液。好在毕竟是年轻人，抵抗力强，后吃了几粒止泻的药，才健这才慢慢地好转过来。

倒水工地上除了上工外，其它的时间对于知青们来说是百无聊赖的。这里没有任何可供消遣的东西，唯一打发时光的乐子就是天上地下神吹武吹的闲聊。

那天，风雨交加，天气异常寒冷，营部通知不出工。才健、双福、双应听说不出工，顿时手舞足蹈起来，闲聊的机会来了。他们捂着被子挤在一张床上，天南海北、地上地下、古今中外、滿世界地侃起了大山。侃到高兴处，还腾云驾雾般地抽起了香烟。当然，这香烟也不可能是什么好烟，是当时市场上最便宜的八分钱二十支的红花牌香烟。

侃着、侃着，抽着、抽着，转眼间一包烟就只剩下最后一支了，这问题就来了，这最后一支烟该谁抽呢？为了公平起见，这就要说道说道了。

才健说：“谁一天不上厕所这烟就归谁”。这个提议没获通过，谁能一天不上厕所呢。

双福说：“谁去烧点开水来这烟就归谁”。无人应允。那时没有煤气，也没有煤炭，要烧水就得烧那口几十人吃饭的大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双应开口了：“谁去打饭这烟就归谁”。双应的提议虽然不错，但离开饭还有好几个小时呢，远水不解近渴。

议论来，议论去，也没有一个结果。这时，才健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每人来个五言四句，里面要含有姓氏、家庭住址、辈份的高低。谁作的好，这烟就归谁了。

此建议一经提出，全票通过。

五言四句是才健提出来的，自然，才健对作个五言四句是很自信的，所以他自告奋勇地第一个开口了：

“老子本姓王，家住大江旁，若人要找我，先问机面房”。

双应也不甘落后，紧随其后站了出来：

“老子本姓鄢，家住后湖边，为了一根烟，何必闹翻天”。

最后，双福不紧不慢地出场了：

“英雄林本姓，家住阳逻镇，红旗插在七（双福家住红旗街七号）字上，两个儿子仔细听”。

应该说双福的这个五言四句在字数上是不怎么严谨的，但却包含了才健建议中的所有内容，且气势夺人。

才健和双应顿时哑口无言，拱手折服。自然，那支红花

牌香烟归双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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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阳逻人都知道滴！  

冰唐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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