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逻在线推出新洲青年作家李少武新作《花朝风情》网络版

陶若恒

   

保护花朝文化遗产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文化工程，也是一项极有意义的事情。要做好旧街花朝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工作，就应当遵循以下几条基本原则：

1、本真性原则

“本真性”是英文“Authenticity”的译名。它的英文本意是表示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原本的而非复制的、忠实的而非虚伪的、神圣的而非亵渎的含义。20世纪60年代“本真性”（也可称

陶若恒

2、整体性原则

保护与传承花朝文化遗产，还必须坚持整体性原则。所谓整体性，就是要保护花朝文化遗产所拥有的全部内容和形式，也包括传承人和生态环境。这就是说要从整体上对花朝文化遗产加以关注，并进行多方面的综合保护。

花朝文化历史悠久，在上千年的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注意整体性原则，就是要求我们对花朝文化遗产所涉及的内容进行全方位的挖掘、打捞与收集，然后再对收集到的内容进行系统的归类与整理。花朝文化遗产种类繁多，从活动形式上可分民风、民俗类，从文学方面则又可分为诗、词、文、歌词、民谣、对联、传奇等。此外，花朝文化遗产还包括花朝历史遗迹、遗物、相关建筑物以及传承人和特定的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内容。我们对花朝文化遗产的相关内容收集得越多、越全面，整理得越系统、越规范，就越能准确地对其加以保护与传承。

保护花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原则既体现在空间向度上，同时也表现在时间向度上。花朝文化遗产有无形与有形之分。有形的静态遗存物是固定的、不可再生的，它是一种物化的时间记忆和空间象征；无形文化遗产却是流动的、发展的，是植根于民间的活态文化，是发展着的传统行为方式。它是流淌于过去、现在和未来整个历史长河中的，它永远处于不断更新与创造之中。

作为活态文化的花朝文化遗产，它活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化、更新，不可能一成不变。它一方面保持原有的民族文化精神，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文化内涵，使之发展、升华。所以，对花朝文化遗产要客观地去看待它的变化，承认它的发展和流变，而不是人为地将其“化石化”，这也是保护花朝文化遗产整体性原则中所应含有的理念。

   

陶若恒

3、可持续性原则

保护与传承花朝文化遗产是长期的事业、系统的文化工程，而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短期任务。现在，旧街花朝文化遗产已被列为“武汉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工作就更应长久地持续下去，我们这一代人要保护，下一代人还要保护，以使这份文化遗产子孙万代承继下去，并在不断的更新与发展中弘扬光大。因为，花朝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会更加珍贵。

可持续发展观是20世纪人类对自身发展历程反思后的新发展观。1987年，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公布的著名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权威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它要求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问题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和各个领域，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等，都是可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就花朝文化遗产保护而言，可持续性就是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到保护花朝文化遗产的长期性和连续性，坚定保护理念，持之以恒地进行这项事业。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保护与传承花朝文化遗产，就必须尊重人的现实需求，按照当代人的精神与审美需要，在不改变花朝文化“本真性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开发与利用。同时，实施的保护方式与方法，一定要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环境的和谐，要有长远的发展眼光，正确处理好花朝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避免盲目的开发与利用。

要想花朝文化可持续性发展，就应该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首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对花朝文化遗产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是一个观念性的重大转弯，是目前迫在眉睫的工作。为了使祖先留给我们的花朝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并使保护工作可持续发展下去，“抢救”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

其次，“有效保护、合理利用”是保护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对花朝文化遗产，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对于那些已失传的民风民俗，要进行挖掘、收集、整理；对于那些已经失去了生存条件的文化形式，采取收入博物馆的方法加以保存；对那些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民间文化形态，则应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合理开发利用，使之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在立足保护的基础上，对花朝文化遗产合理而适度地开发利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更有效的保护。

新时期以来，民间文化的经济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许多地区对传统民俗文化和民族民间艺术正在进行多种多样的商业性开发。四川省自贡市利用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优势，发展起来的彩灯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贡市有着悠久的彩灯制作历史、灯会历史，在彩灯设计、制作方面具有高超的工艺水平。从20世纪80年代起，自贡市就充分利用这一文化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并大力宣扬国际灯会的大型彩灯交流活动，并逐渐形成了品牌效应。在营造市场平台的同时，自贡市还把传统彩灯工艺与现代科技结合起来，开发制作的彩灯以内容多样丰富、造型生动奇特的传统工艺与现代声光电的高新科技完美结合，在灯会上一技独秀，市场交易量很大。在此基础上，自贡市政府又抓住机遇，审时度势地成立了彩灯贸易委员会，专门主管兴办灯会、彩灯研发制作、彩灯营销展览、对外贸易交流等活动，进一步推动了自贡市彩灯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也有效地保护了彩灯制作工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效果良好。二十多年来，自贡灯会从一项民间活动发展为一项知名品牌，形成了与灯会相关的57个公司，在全国各地组织灯展，每年可提供约6000个就业岗位，近几年年均产值近亿万，还走向海外，到世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灯展，既展示了我国灿烂的民间传统文化，增进了国际友好往来，还累计创汇1000多万美元。

再例如，山东潍坊市自1984年至2004年成功举办了21届国际风筝会，引进外资千余家，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商业的全面发展，促进了区域内外、省内外和国内外的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使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地区，变成了一个走向世界、全方位搞活、开放的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明星城市。如今潍坊国际风筝会，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国际民间艺术组织200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民间艺术保护工程，成为国际文化品牌。

可见，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不仅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光大，而且能利用文化优势促进经济增长，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实现文化与生产的同步发展。

我想，四川自贡和山东潍坊的成功举措，对于保护与传承花朝文化遗产，促进其可持续性发展，能起到很好的启迪与借鉴作用。

   

陶若恒

保护花朝文化遗产应坚持的原则与保护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第一、花朝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把抢救和保护放在第一位。

第二、坚持积极保护的原则。花朝文化遗产活态流变性的特点，决定了我们要尽可能避免以静止、凝固的方式去保护。在既不改变其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生产性保护的方式以及与旅游开发等良性互动结合。

第三、坚持创造整体性保护的环境。花朝文化遗产的遗存不是单一的，创造整体性保护的环境十分重要。只有如此，花朝文化遗产才会在交互的影响中得到更好的延续和发展。

保护花朝文化遗产，既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为了在文化传统的传承中为新时代的文化创新提供资源。保护花朝文化遗产不是为了留住历史，更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传承民间文化。当今时代，文化力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化力本质上决定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深厚的精神资源和文化根基。我们要立足于花朝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优秀传统，促进文化创新，振奋民族的创造精神，不断增强文化力，推动国家发展软实力，创造一个更加有利于或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陶若恒

    在传承与保护花朝文化遗产的实践中，坚持正确的保护原则和保护理念只是做好保护工作必不可少的前提，要使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且卓有成效，还必须通过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模式，采取合理有效的保护方法与措施。花朝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仅是单个群体的职责，更是政府行使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公益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花朝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一项涉及面非常广的系统工程。要搞好这项工程，不仅要发挥政府、保护机构、社区民众等不同保护主体的作用，还要有科学合理的传承与保护方法及措施。

一、以庆福寺为载体，重塑昔日

花朝形象

庆福寺是旧街花朝文化的发源地，没有庆福寺，就没有旧街花朝文化。庆福寺虽然屡遭兵毁，但旧街人民协力同心，一次又一次地把它重建起来。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人们思想和传统观念的改变，庆福寺逐渐丧失了它传播花朝文化的功能。

花朝文化是植根于庆福寺的活态文化，庆福寺兴旺发达离不开花朝传统文化，花朝文化同样也离不开庆福寺，它们是鱼与水的关系。要想庆福寺重现往日的辉煌，就必须恢复花朝传统的活动形式。

1、充分发挥庆福寺800多年佛教圣地的作用，在花朝节期间，恢复祀神祝诞、祭祀花神、牌子锣鼓娱神助兴仪式，以此纪念百花生日，让花神美好形象永驻人们心中。

2、在庆福寺后面的荒山上栽种果树、花树，尽可能栽种一些在花朝节期间开花的树木。花朝节这天，白天在未开花的花树枝丫上悬挂红、黄彩带，举行悬彩赏红、游园赏花、游春扑蝶等活动；晚上举行点花灯、花灯出巡等民俗活动。让人们找回昔日花朝会的热闹景象。

3、制百花糕、酿百花酒，让参加花朝节活动的民众品尝到百花食品的美味。

鲜花可作馅心，可作香料，可入菜肴，可制粥品、面点。唐朝《花里话》中记载：“武则天花朝日游园，令宫女采百合，和米捣碎蒸糕，以赐众臣。”可见，唐朝时食用鲜花已习以为常。至宋代，林洪的《山家清供》收录梅粥、莲糕、雪霞羹、广寒糕等10多种鲜花食品。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收入黄香萱、栀子花、金雀花等鲜花佳肴，还记载了食用方法。如，有的用沸水焯加调料拌食，有的则作为主料烹制。清代顾仲所著《养小录》，有“餐芳谱”一节，收录牡丹、兰花、玉兰等20多种鲜花食品，制作方法也精巧多样。

在可食用鲜花中，梅花一枝独秀。梅花品种繁多，花有多色，食有多样。如，梅花汤饼、暗香汤、蜜渍梅花等等。清晨采含苞欲放的梅花于瓷瓶内，加等量细盐，密封于阴凉处。翌年春夏取出，放2～3朵于有蜂蜜的碗内，开水一冲，花朵“盛开”，即得暗香汤，是难得的清香悦目之茶饮。

武则天花朝节游园赏花

4、在庆福寺门口和花朝节主会场周围举办大型宣传展，宣传花朝节历史、花朝节活动形式、花朝文化遗产的基本特点及独特价值、花朝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知识，让前来参加花朝节活动的中部五省游人、客商知道花朝节，了解花朝节，让新洲人民更好地传承花朝节、保护花朝节，充分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二、重视专家指导和人才队伍建设，

是花朝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关键

要成功地进行花朝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离不开精通专业理论且又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们的指导，他们能从理论上对花朝文化进行全面论析，形成一套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的较完整的理论学说，为花朝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发掘花朝文化传承与保护工程的人力资源，是花朝文化遗产持久发展的重中之中。通过开展传承和培训活动，加强传承与保护工作从业人员队伍（专业人员队伍、管理人员队伍）的建设，才能保证花朝文化遗产有效而可持续地向前推进。

在注重传承与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方面，我国有些市、县已经走在了前面。例如：新疆麦盖提县和哈密市等一些地方，在采取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发放政府补贴等方式保护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同时，举办传承人培训班，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在青少年中培养新的传承人，不断增强民间班社的数量和扩大其活动范围与频率，积极促进民族民间艺术的原生态传承。又如，蒙古族长调民歌大师哈扎布、长调女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退休后回到草原故乡，举办长调歌手培训班，培养出一批掌握了两位大师艺术风格的优秀弟子，为蒙古族长调民歌的传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浙江绍兴市群众艺术馆为了对绍兴平湖调进行抢救性保护，先后举办了绍兴平湖调的少儿班、成人班，定期进行培训；新昌县为了抢救保护新昌调腔这一“戏曲活化石”，组织了调腔培训班，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新昌调腔剧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以上县、市的做法和经验，对旧街花朝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三、加强宣传教育，

是提高全民保护意识的有效措施

人民群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保护花朝文化遗产的工作，倘若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无论多么美好的蓝图，都只是政府和官员们的一厢情愿。所以，抢救与保护花朝文化遗产就不只是某些部门、某些人的事，而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且常抓不懈的大事，这件大事应当成为全民的共识、全民的自觉行动。我们应通过新闻媒体，加强舆论宣传，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使人人都懂得保护花朝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明确为什么要保护，以及怎样保护，从而让“保护”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全社会形成爱护、保护花朝文化遗产的风气，使每一个新洲公民都能以拥有这样丰富多彩的花朝文化遗产而自豪，从而自觉地珍惜它。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已经做出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日”的设立，将强化全民的保护意识，有力地推进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传承和保护花朝文化，其前提是必须让民众了解和熟悉花朝文化的各种民风民俗。因此，宣传花朝文化就如同在民众中架起了一座桥梁，是沟通民众与花朝文化的重要枢纽。新洲区政府以及各职能部门都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多渠道、多角度地进行宣传，让花朝文化深入人心。

首先，要充分利用报刊、互联网、电视、广播等媒体，面向社会广大民众宣传花朝文化。新洲电视台、新洲人民广播电台要开辟专栏，介绍花朝节历史，介绍花朝节民风民俗，介绍花朝文化的基本特点和独特价值以及花朝文化传承、保护等方面的内容，扩大花朝文化的影响，让花朝文化走进千家万户，走进每一个新洲人的心中。

其次，要充分发挥教育部门的职能作用，在广大青少年中加强花朝文化等传统民间文化的教育，以增进学生的传统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观念。教育部和中宣部已启动了一个保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项目，把每年9月份定为“传承月”，目的就是在中小学生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普及工作，使青少年从小认识到民间文化艺术保护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时下，北京一些小学正在流行一种昂扬向上的新童谣，这些新童谣都是以北京的民俗、传统礼仪为内容，融进当代的新思想、新精神的歌谣。在唱响新童谣的活动中，有的学校又把简洁明快、琅琅上口的童谣排成筋舞，儿童们在活泼欢快的又唱又跳中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也使存活在民间的民谣、儿歌等活态文化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弘扬。

当传统的传承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遭遇到价值取向的冲击时，学校教育就成了传承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最为有效的方式。我想，武汉市新洲区的教育部门也应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将花朝文化的有关内容编写成地方课外教材，或称乡土教材，使之成为新洲区中小学生的必读篇目。让他们认识到花朝文化遗产的价值，增强他们对花朝民间文化的感情，进而培养其爱国主义热情。这样，花朝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就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千秋大业了。

此外，社会各届也应积极承担起传承与保护花朝文化的重任，可以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来宣传花朝文化，提高花朝文化的知名度，让花朝文化名声远播，长盛不衰。如：可举办“花朝节采风活动”、“花朝笔会”、“花朝茶话会”、“花朝民歌民谣大赛”，继续举办“花朝文化旅游节”、“花朝诗会”、“花朝摄影大赛”、“花朝对联大赛”等活动，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力量传播花朝文化，展示新洲人民的精神风貌。

另外，还可用更改地名的方式来传承花朝文化。如：把旧街大街更名为“花朝大街”，把旧街桥更名为“花朝桥”，把三庙河更名为“花朝河”，把旧街商场更名为“花朝商场”，把旧街酒店更名为“花朝酒店”等。多角度、多层面地宣传花朝文化，扩大花朝文化的影响力。

四、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财源，

是花朝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保障

多年来，花朝文化发展相对缓慢，许多传统的民风民俗濒临消亡。此种状况，客观原因是资金不足，主观原因是政府对花朝文化品牌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认识不足，没有制定系统的抢救、保护方案和长远的发展规划。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我国有着很多的不足与沉痛的教训。长期以来，由于缺少足够的经济支持，许多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及时的抢救和必要的保护而处于消亡的境地；一些地方早年收集的档案材料有些已开始发黄霉变，录音、录像带也有一些报废；有些单位原计划要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因为没有经费而无法实施。目前，特别是在一些经济落后、人口贫困的地区，地方政府优先考虑的是物质上的脱贫致富，拿不出更多的资金从事文化建设。等到经济翻身之后，再进行文化建设则为时已晚。那时，许多非物质文化已经消失，民间文化艺术传承的土壤已经崩溃，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政府抓工业、抓农业、抓招商引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地方财政收入，这是无可厚非的。与这些短、平、快的举措相比而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教育，是一项投资较大、期限较长、回报较慢的文化事业。它的经济效益是在若干年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它需要我们耐心地去打磨，去精雕细刻，去传承保护。

因此，要全面实施抢救与保护花朝文化遗产的工程，就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物质保证。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设立抢救与保护花朝文化遗产专项资金，用于花朝文化遗产的普查、采录、保护、研究、传播、出版，以及资助培养传承人等。资金来源应该是多渠道的，政府部门要广开财源，既可吸纳企业和社会的赞助，也可实行花朝文化产业招商引资，还可考虑从与民俗文化有关的经济收入中提取适当比例，用来作为花朝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基金。目前，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投入，如浙江省“十一五”期间，省财政每年安排1500万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专项资金，每年安排8200万元基层文化建设专项资金。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该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

政府部门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花朝文化遗产，要深刻认识花朝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加强保护花朝文化遗产的意识。要大打“花朝文化节”这张品牌，通过文化品牌提升地域品牌，使“花朝文化”成为“新洲区的名片”、“武汉市的名片”乃至“湖北省的名片”，要更好地发挥花朝文化品牌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益，努力把这一荫及子孙，造福后代的事办好。

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发展遇到很多新的情况和问题，面临着严峻形势。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有关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的精神，履行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经国务院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标和方针

工作目标：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国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

工作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

工作原则：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突破。

   三、 建立名录体系，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要将普查摸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来抓，统一部署、有序进行。要在充分利用已有工作成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地区、分类别制订普查工作方案，组织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体系。要通过制定评审标准并经过科学认定，建立国家级和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由国务院批准公布。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同级政府批准公布，并报上一级政府备案。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要组织各类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重视科研成果和现代技术的应用，组织力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认定，鉴别真伪。经各级政府授权的有关单位可以征集非物质遗产实物、资料，并予以妥善保管。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流出境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也要予以保护，对已被确定为文物的，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执行。充分发挥各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作用，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立专题博物馆或展示中心。

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可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代表作传承人（团体）进行传习活动。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保护。研究探索对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的方式。在传统文化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区、乡村，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的活动。

四、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建立协调有效的工作机制

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由文化部牵头，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化行政部门与各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形成合力。同时，广泛吸纳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

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将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建设，及时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要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保护措施和目标。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根据其总体规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循序渐进，逐步实施，为创建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积累经验。

各级政府要不断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通过政策引导等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资助。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建设。通过有计划的教育培训，提高现有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充分利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大力培养专门人才。

要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广大未成年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作用。各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要积极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展示。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逐步将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有关教材，开展教学活动。鼓励和支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进行宣传展示。普及保护知识，培养保护意识，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共识，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国务院办公厅

二00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陶若恒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伟大文明的结晶和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是人类文化整体内涵与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蕴涵着该民族传统文化的最深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身份的原生状态，以及该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等。随着实践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价值的认识在不断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也在不断深化和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广泛多样的社会功能和极大的市场开发价值，只要我们观念正确、措施得当，就可以把保护和开发结合起来，把文化和经济沟通进来，在优先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遗存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将其转化为现实经济收入，以为更好地保护提供更多的资金、提供更好的条件。

陶若恒

   

    花朝文化遗产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保护和传承花朝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开发利用花朝文化同样是我们的义务。我们要充分树立“以保护促开发，以开发促保护”的理念，在对花朝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承的同时，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既不能用牺牲花朝文化资源的做法来换取短期的经济效益，更不能竭泽而渔对花朝文化资源进行无度的开发。

   

旧街共有行政村54个，人口8万余人。农作物品种齐全，有：水稻、棉花、芝麻、花生、玉米、油菜、大豆、红薯等；特色农作物也不少，如：茶叶、板粟、烟草、药草等。但是，农作物的种植规模都较小，农户几乎家家都种一点，种植面积都很少，主要农作物也不多，没有形成自己的地方特色。至今，该地区对农产品生产加工的企业或工厂也不多，农产品几乎是生产出来后就直接送到市场上销售。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靠农业，因而收入普遍不高。旧街山青水秀，林木繁盛，古迹众多，该地要想脱贫致富，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开发旅游业。

2003年10月，温总理在世界旅游组织第15届全体大会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旅游工作，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我们要把旅游业培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根据此精神，近几年来，各地发挥自身优势，纷纷制定旅游发展战略，推出旅游精品，吸引广大游客，以推动本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目前，旅游业已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旧街花朝节期间，虽然游玩购物的人数众多，但旅游业开发深度不够，没有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益。我认为，开发花朝文化旅游业，首先应充分利用旧街独特的山水资源和厚重的寺庙文化。

旧街地处大别山脚下，“山之尾，河之头”，辖区内旅游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狮子岩、问津书院、摩崖石刻、唐敕紫霞寺、庆福寺等多处自然、文人景观。初春时节，山上树木郁郁葱葱、鲜花次第开放，田野里油菜花金灿夺目，是人们观光旅游的好去处。但一直以来，旧街旅游资源开发不到位，旅游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开发花朝文化旅游业，如果把旧街的山水资源和厚重的历史结合起来，弘扬当地民俗文化，则可以使旧街的旅游事业兴旺发达。

其次，要借助花朝文化品牌，在深化景区人文内涵、开发旅游景点上下功夫。文化本身是与经济密切相关的，旅游文化更与经济息息相关，旅游文化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现在，一方文化、一个“非遗”带动一个地区经济繁荣的现象举不胜举。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认识程度的加深，随着人们保护自然，保护“非遗”意识的提高，“非遗”在文化和经济领域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保护“非遗”、利用“非遗”、开发“非遗”，使其与旅游文化紧密相联，通过旅游文化来宣传本地的文化特色与资源，以达到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交换与融合，这是发展旅游业的目的，同时也是文化发展的需要。

198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学》对“旅游文化”的界定是：“旅游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旅游本身就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从原始文化到现代文化都可以成为吸引游客的因素。旅游不仅吸取游览地的文化，同时也把所在国的文化带到游览地，使地区间的文化差别日益缩小。”旅游实际上是一种不同地域的人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如果景点平淡浅薄，旅客大多只会“走马观花”、“蜻蜓点水”。

花朝节在全国众多地方流传了上千年，花朝文化内涵深厚，影响力极大。我们要借助花朝文化品牌中的“花”文化、民俗文化来丰富旅游景点的内涵，提升旅游景点的知名度。要充分利用花朝节游人多的特点，着力开发大雅冲风景旅游区、狮子岩风景旅游区以及庆福寺、紫霞寺、问津书院等旅游景点。如在开发的风景区建“花朝度假村”、“花朝山庄”、“花朝游乐园”等。修建一些与花朝有关的景点，栽种一些别具一格、鲜艳夺目的花卉苗木，供游客观花赏景、赏心悦目；增设格调高雅的与花朝文化、花朝民俗风情密切相关的娱乐项目，如花朝诗会、花朝歌会、花朝对联大赛、花朝民俗风情表演、花朝地方戏剧演出等，以达到雅俗共赏，满足不同游客不同需求的目的。另外，还可动员风景区内的村民自主筑巢引凤，将民房改建成古朴典雅的系列“农家饭庄”，让游客吃农家饭，尝农家菜，品百花糕，饮百花酒，听花朝传奇故事。也可由游客自己采摘农家种植的各种新鲜蔬菜，自己帮忙做，体验农家生活。

深化景区、景点的人文内涵，就是要给游客一种历史的真实感与厚重感，不仅让游客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让游客真正领悟到花朝文化的精髓，让花朝文化渗透到每一个游客的心中。很多经验告诉我们，旅游后留给我们永久深刻印象的并不是那些照片与风景，真正能打动人心的往往是那些思想的东西，能触动人灵魂的东西，那就是人文的东西。

再次，要加大投入，大力宣传，增加花朝文化旅游的客源。客源是旅游业的生命，没有客源，旅游业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创造客源的重要方式就是旅游宣传，旅游宣传投入要占旅游业总投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为了把花朝文化旅游业做大做强，新洲必须加大人力、物力、财力，建好花朝文化旅游景点，做好花朝旅游景点的宣传工作。同时，要注意加强与旅游社、新闻媒体的合作，在旅游网站、各大型旅游刊物上开展花朝文化旅游价值理论研究，以壮大声势；要结合景点，制作全面反映花朝文化旅游的系列宣传册，不断扩大花朝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此外，开发花朝文化旅游业，建好花朝文化旅游景点，除了依靠政府的大力支持外，还要有新思路，大手笔，通过招商引资，整合旅游资源，延伸食、住、行、购、娱各要素，全方位传播花朝文化，打造花朝文化旅游节品牌。

陶若恒

   

花朝文化遗产是前人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在对花朝文化遗产进行本真性保护的同时，也要合理利用，适度开发，努力使之转化为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要有以开发促保护的清醒认识和经营意识。对花朝文化遗产要敢于树立产业化的发展思路，实施品牌化经营战略，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路。要集中力量培养优势文化品牌，通过宣传推广来扩大这些品牌在社会上的积极影响，从而使之成为文化产业的生力军。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文艺演出业、影视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文学艺术业等。我以为，花朝文化产业也包括以上各种行业，花朝文化产业的开发也应以上述行业为参照标准，要试图从以上行业中找到突破口，从而推动花朝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开发与发展。

开发花朝文化产业，首要任务是要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文化产品。花朝文化产品的生产，是以丰富、独特、优秀的文化资源为基础的。如花朝节历史、花朝节传奇故事、花朝节民俗风情等。这些都是开展花朝文化活动、发展花朝文化产业重要的基本元素。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以这些基本元素为标本，合理想象，大胆创新，加工创作出一批新的文化产品，如小说、电影剧本、漫画等。有了这些文化产品为载体，再进一步加工制作成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产业。

其次，要擅长将优秀文化产品与高科技相结合，制作出一批高科技的文化影视作品。花朝文化涵盖范围广，蕴含的历史信息多，表现的主题与当代社会的发展密切相联，永不过时。这一点决定了花朝文化产业的开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且极易形成花朝文化产业链，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围绕花朝文化，我们既可以开发影视业，也可以开发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等。这些产业彼此相连，环环相扣，能多角度、多层次地宣扬花朝文化，把花朝文化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而让花朝文化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永葆青春活力，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高科技手段为媒介，充分体现文化的先进性。目前，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和卡通动画市场，相当一部分被外国强势传媒企业所占领。韩剧在中国市场上刮起一阵阵“韩流”、美国大片的叫座率更令人难以置信，而在国外被称为“垃圾”的卡通动画作品在国内却吸引着无数儿童的眼球，让他们为之痴迷颠狂。客观地说，中国几乎还没有制作出自己的倍受儿童和青少年喜爱的卡通动漫作品。因此，发展花朝文化产业，也可以此为突破口，充分利用卡通、网络以及现代媒体技术来表现传统的花朝文化。

最后，开发花朝文化产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前提，构建花朝文化产业链。所谓产业链，是指将许许多多相近的项目有机地关联起来，使之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相互推动的项目集群。这些项目集群既可以是相互独立，又能够相互作用，形成许多“旁系经济”。这些“旁系经济”又将产业项目之间的依赖与互动关系延长。一般来说，文化产业链越长，文化产业的生命周期就越长，文化产业的持久效益就越强，文化产业的整合资源能力以及产业的规模特性也就越突出。

总之，花朝文化产业的开发和利用，其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只要我们敢于创新，敢于尝试，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陶若恒

花朝节也叫“花神节”，是纪念百花生日的节日。过去花农每年在花朝节这天祭祀花神，以祈求神灵庇佑，获得鲜花丰收。

鲜花人人都喜爱，它已成了喜庆、美丽的代名词。商场开业、节日庆典、婚宴祝寿，人们都喜欢用鲜花来增添吉祥、喜庆的气氛；国内有的名人结婚，不惜花重金租专机到国外去空运鲜花；情人节，年轻人以花赠友、以花传情；有的人甚至到医院看病人、到死者的墓前祭拜亡灵，也要手捧一束鲜花前往。许多人家的院子里、阳台上栽种着多种花卉；许多机关事业单位门口的台阶上，一年四季摆放着艳丽的鲜花；公园里、马路边的花坛里，一簇簇鲜花竞相开放。古今中外，众多文人墨客游园赏花，触景生情，创作出了不计其数赞美鲜花的作品。可以说，鲜花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因而开发鲜花产业，前景广阔。

中国是花的国度。花朝节既然是与花有关的节日，旧街应该在“花”上面多做文章，借助花朝品牌，利用独特的山水资源，开发鲜花产业，努力把旧街建设成为全国闻名的鲜花镇。

首先，政府应积极引道，鼓励农民小面积试种花卉。对试种花卉的农户，政府要给予大力支持，免费提供种苗，免费进行技术培训，免费联系鲜花购买商。待鲜花种植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一定销售渠道后，再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只有形成规模，有一点名气，就自然有鲜花购买商找上门。广东的一些村、镇，现在形成了一村一品牌、一镇一特色，家家都是老板的格局。如做皮包，一个镇家家户户都做皮包；做皮带，一个镇家家户户都做皮带；生产儿童玩具，一个镇家家户户都生产儿童玩具……国内外客商要订购皮包，在网上一查，就知道某某地方的皮包生产厂家多，直接找到某某镇；要订购皮带或玩具，同样直接到某某镇洽谈。旧街的鲜花种植如果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也能够产生上述广东某些村、镇的市场效应。

其次，要引进一批鲜花加工企业。鲜花种植要采取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扩大销量，增加收入，提高农民种花的积极性。种植户要按照企业的加工需要和市场需求，实际订单式花卉种植。鲜花的销量是花卉种植的生命，如果销售不畅或利润不高，就会打消农民种花的积极性。引进鲜花加工企业，就是要使企业带动农户种植，农户促进企业发展，彼此形成唇齿相依的关系，以达到互惠共赢的目的。旧街的鲜花产业要借助相临的徐古镇抓蘑菇产业的经验，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徐古的蘑菇大棚遍布徐古的各个村、湾，旧街的鲜花也要在旧街大地遍地开放。

此外，开发鲜花种植业要同旧街的旅游业相结合。旧街有山有水，地理位置独特，旅游资源丰富，种植鲜花应优先选择在旅游开发区及其附近，要把休闲农业和旅游业结合起来，使游客在游山玩水的同时，还能够欣赏到成片的鲜花，构成“人在花间游，花在人中笑，二者相媲美，难分谁更俏”的动人画面，从而更好地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如成都市东郊的三圣乡，改革开放后一直有种植鲜花的传统，是全国十大花卉基地之一。他们走的就是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相结合的道路。该乡现在成了集休闲、度假、观光旅游、餐饮娱乐、商务会议等于一体的生态休闲度假胜地。近几年，花朝节也悄然在该地兴起。我想，三圣乡的成功经验值得旧街借鉴。

   

陶若恒

旧街，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古镇，其境内的名胜古迹、自然文人景观众多，现主要介绍其中四处。

一、狮子岩

“狮子岩，位于少潭河西南侧，状如狮蹲，其巅如狮口，中可容席。七洞三泉在岩下里许。”这是《黄州府志》对狮子岩的记载。

狮子岩，海拔180米，突兀河边，地形险要。在其周围有十景，后人联景赋诗曰：“巍巍王兽奋鬃鬣（狮峰山寺），跃跃圆球浴午曦（绣球山）。老象罢眠舒卷鼻（象鼻山），困龙欲化卸龙衣（赤膊龙）。烧天双烛护官印（蜡烛山、官印山），歇笔连峰倒墨池（笔架山、砚池塘）。更喜御沟添瀑布（天子沟），畅流欢奏荔枝词（利子河）。”

“狮子”面北而蹲，面部陡峭如削，高数十丈。其北面山脚下，是碧波荡漾的少潭河水库。因水近山脚，犹如雄狮临潭照镜，水边突出的一座圆形小山，又像狮子戏绣球，真乃天然成趣。

狮子岩连山接水，登岩远瞭，令人赏心悦目；乘舟泛水，可见狮峰倒影水中。此情此景，正如一首诗中所描述：“碧绿湖水水最清，狮峰高耸水中生，分明看见狮峰顶，船在狮 峰顶上行。”

狮子岩山寨遗痕

狮子岩山上有明代古寺，为吏部侍郎赤膊龙王氏家庙，明代著名诗人王廷陈、户部尚书王廷瞻均出生于此地。岩顶建有儒、释、道三教庙、观（为何儒、释、道三教庙、观建在一个山头，现已无法考证）。每月农历初一、十五，特别是花朝节、观音会、放生会、孔子诞辰会等节日，山上必办盛大庙会。儒、释、道三教共处一山，互不干涉，共享香火，实属罕见。庙禅房内有一眼天然古泉，冬暖夏凉，长年久旱从不涸竭，人称“洗心泉”。庙中唯一有年号的证物是一口铁钟，上铸有“咸丰十年三月十八日吉立，徐家垅官冲社众口人等”。

狮子岩是新洲通往黄冈山区的交通要道，地势险要，自古就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清同治三年（1864年），当地官绅强迫民众在明末清初的石寨上垒石修城，名曰“保境安民”，实则对抗太平天国军。城墙宽1.5米，高4米，周长2700余米。城内砌石屋500余间，用以屯兵禁民，城的东南西北各有敌楼一座，太平军转战新洲，曾两次攻城未克。

抗日战争时期，我抗日游击队凭寨阻击日军进山打掳，打得日军不敢上山。1941年夏，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旅长周志坚，率三十七团团长夏世厚等，在此围歼国民党保安八团7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800余件。

狮子岩（也称狮峰寨）与保安寨、刀楼寨、城楼寨等大寨合称为“蕲黄四十八寨”，现石寨城墙保存完好，寨内屯兵石屋和敌楼遗址仍清晰可见，战争留下的断砖残瓦俯拾即是。

登山怀古，目睹残存的古寨遗址，聆听满山遍野的阵阵松涛声，使人不禁产生“山空涧沸松风响，犹似当年铁马声”的意境。这些天然的美景，若加以适当装点修饰，畅游其中，便如置身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二、紫霞寺记

紫霞寺始建于隋末唐初，为鄂东名寺之一，驰名省内外。该寺位于大崎山西南段之终点，道观河风景区旁,具有伏虎之势。寺坐虎头山，依山傍水,左侧龙头山,龙尾临水，与之相对峙。东北面崇山峻岭,乔木莺迁,寺前沙河流过,一年四季，清流湍急，寺后两山夹凹,重重叠叠,另有数口方块形荷 池镶嵌其间。

                           紫霞寺

传说隋末唐初，当地富户李永富，欲求子孙繁衍，弟兄8人共同计议，选择此地修造平摆两栋大平房，将一家老小30余人迁入新居，不料人丁大损。是时，一风水先生路过，骇然曰：“此乃饿虎地也，焉能住人乎？”说罢，扬长而去。次年又一先生来，叩门而入，李问曰：“先生何为？”先生曰：“汝家能喂饱饿虎耶？此地宜作庙宇，不能住人，望君遗屋供佛，人速离，否则，全家灭矣。”李含泪而言曰：“新屋居年余，兄弟损6，全家共损丁20口，先生指点之言，实合我意。”遂乔迁。道观河街上人闻知，为防饿虎过河伤人，便集众筹资，在街头修起一座“三圣殿”，与虎山对峙，以拒虎下山。

唐武德三年，秦王李世民南巡驻此。次日，登虎头山，

爱其景色秀丽，遂驻足小憩。这时，天上出现紫霞簇拥，撩得秦王兴起，命人取出文房四宝，亲笔题书“唐敕紫霞禅院”6个大字。然后问徐勣曰：“此地如何？”不料徐答：“龙上山，虎下河，成不了大事”秦王闻之不乐。徐勣赶忙附会说：“破此山，豁成一坳，使龙行其间，大事成矣！”秦王当即召来州县官吏，命发徭役，成其事。后来秦王当了皇帝，此处便名“天子坳”，声名远播。四方绅士也乘时云集，集资筹款，重建三高六矮、雄伟壮观的紫霞寺。门额上以汉白玉石仿刻御书《唐敕紫霞》4字，册去禅院2字，是因院庵属小庙之类，于实不符，于上不尊。寺院落成，诸佛安座，典礼那天。忽有一僧来挂单。问曰：“大师贵姓？”僧曰：“姓释，法名安仪。”遂纳之。并置田地、山林，装点寺周环境，并供香火、生活之资。从此，前来求神拜佛的人络绎不绝。

随着寺誉噪起，寺周扩大到一华里之遥，并逐步绿化，以山杉松柏为主，杂树无奇不有，竹类品种尤多。数年后，苍松翠柏，茂林修竹，奇花异草，，千姿百态，百鸟群集。八月寺院内四株丹桂，清香四溢。曾有骚人题壁：“木龛已座三尊佛，桂树出墙八月香。”

为了进一步神化佛寺，镇住虎威，寺僧、乡绅联合起来，在虎口下开辟“放生池”，当挖到一米以下，得见金钟一口，撬开时，飞出一对金鸡，其雄飞至15里之地，一鸣而无影，时人即呼此处为金鸡坳，雌飞5里，失之河边，时人亦呼为水鸡坳。从此，紫霞寺更加灵应四方。每逢初一、十五，善男女信女，提携相至，车水马龙。

随着星移斗转和朝代变更，紫霞寺屡遭兵燹，年久失修，墙壁倾斜，上漏下湿，但朝拜人仍多，破庙难容。清末，地方官员刘大宗恳求翰林学士洪良品回乡，二建紫霞寺。

洪欣然受命。并纳名寺之长，合本地之实，周密筹划、合理布局。建成后，以大雄宝殿为主的9幢大殿展现在虎头山上；另有文昌阁3栋，两侧后面都是围屋，共计70余间，交错缤纷，远视疑为仙境，近视知是释家。

寺内佛像齐全，三尊大佛，十八罗汉，二十四诸天，观音娘娘，韦陀菩萨，各得其所。早晚钟鼓齐鸣，香烟缭绕，诵经声山下可闻。每三年的七月十五日为皇经会，每到会期，人如潮水，热闹非凡。念皇经时，放十三行通枪，震惊四方。解放初期，寺门一度冷落。“文革”期间，寺被捣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道观河一带的群众面对千年古寺成为废墟，心神不安，遂自发组织，不令不派，自愿出钱出力，一鼓作气，三建紫霞寺。现已成功两栋三间。寺周林果复兴，苍松翠柏绿竹漪漪，令人神往。

紫霞寺与迁建来的报恩寺，对峙交辉，与周围景点尾巴山、磨盘山、绵羊山、铁石山、天子坳、莲花池、犀牛望月、千年石柳等相辅相成，吸引许多文人墨客至此寻诗觅句。现仅择其一首：

为访禅师上紫霞，风光满眼兴犹赊。

南阡北陌皆奇草，西垅东皋尽着花。

仕女寻芳歌窈窕，牧童短笛伴琵琶。

撩衣急促登高处，山水多情入画家。

（摘自《新洲史话》）

三、江黄学府——问津书院

问津书院坐落于旧街孔子河村孔子山脚下，又称孔子庙、文宣庙，始建于公元前164年至前122年间，是全省唯存的一座儒学历史纪念古建筑。

问津书院

据《问津书院志》记载，汉淮南王刘安因治所庶民在邑孔子山附近掘出一块石碑，上刻有“孔子使子路问津处”，随命人立碑建亭，并在孔子山旁、孔子河滨修建孔子庙。

孔子庙影响甚大，对其进行参拜、修缮、扩建的官员众多。据历代旧志记载，东晋成帝咸康二年到四年（公元336年—338年），时任豫州刺史毛宝曾在此地拜谒过孔子庙，并对孔子庙给予了营饰修缮；唐武宗会昌二年至四年（公元842年—844年），时任黄州刺史杜牧对孔子庙又进一步予以扩大改建，并改庙名为“文宣庙”；南宋荆湖制置使、黄州太守孟珙，以及明、清各级官吏相继参拜孔子庙，并不断出钱维修、扩建。

在孔子河村方园数里的土地上，自古以来就流传着孔子使子路问津的传说。春秋末年，孔子当鲁国大司寇时，因不满鲁定公沉迷女色，不重祭祀大礼，愤然别土离乡，远去他国，宣传“克已复礼”的政治主张，以谋求别国对他的重用。孔子带着子路、冉有、颜渊、子游、子贡、子复等弟子10人，车马风尘，周游列国。

孔子从陈蔡到楚郢去时，路过新洲旧街，在距旧街街南1公里处，遇见一群小孩聚在路中垒石为城，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孔子忙叫小孩们把石城搬开。有个7岁的孩子，名叫项囊，理直气壮地说：“请问先生，自古以来，是城应让车，还是车应让城？”孔子听了，一时语塞，只好回车绕行，因转弯过急，扭断车轴，车子卧倒在地。

孔子派弟子在附近村里请了位木匠，修好轴子，他们继续行进。约行数里，遇上一条小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孔子正犯愁之际，忽然看见河道上游不远处有两人在田间劳动。这两人是当时著名的隐土，一个名叫长沮，一个名叫桀溺。孔子便吩咐子路向这两人问津。但长沮、桀溺都不告诉子路津口，孔子一行只好在离问津的地方约一里处的河下游涉水过河。由于河水较深，车上的书被河水淹没。孔子见状，长叹一声，急呼子路返车上岸。弟子们上岸后，将书搬到一座平坦的山上去晒，孔子便坐在山间的一块石头上休息……

后来，人们把圣贤经过的地方一一命名。将孔子绕道坏车的地方叫回车埠，又叫卧车盘；将两隐士干活的地方一叫长沮冲，一叫桀溺畈；称孔子晒书的地为晒书场；称孔子坐过的石头为坐石；在孔子涉水过河的地方修了一座桥，名孔叹桥；把这条长20余里的河，取名叫问津河，又名孔子河。同时，还在各自命名的地方立碑、建亭、修庙，以示纪念。

                            子路问津图

南宋末年，江西庐陵大儒龙仁夫在此首创书院，从此孔子庙又称问津书院。自龙仁夫首建问津书院后，书院经历了元、明、清三朝。在这六百余年的时间里，问津书院风雨沧桑，屡蹶屡振，即废又兴。元末，问津书院毁于战火，明洪武初年复修；明崇祯末年复遭兵毁，清康熙初年再次复修并改建；清咸丰初年三次遭兵燹，同治、光绪年间又数次复修并扩建。问津书院如此复毁复修，屡修屡扩，至清末明初，终于被营造成一座气宇轩昂的三高六矮十三幢五十余间宫殿式建筑群。有大成殿、仲子祠、隐士祠、文公祠、诸儒祠、讲堂、理事斋、酬庸馆、文昌阁、魁星楼等屋宇。

                    问津书院内院

大成殿内孔子塑像乃明隆庆元年（1567年）黄州知府孙光祖、名儒郭庆去山东曲阜孔庙遵用司寇冠服摹而成；“万世师表”巨匾是嘉庆皇帝御制；书院门口“问津书院”石匾，原为明万历年间湖广巡抚熊尚文题写，现为清末拔贡、著名书法家、孙中山先生秘书张翼轸所书。

问津书院依山傍水，座北朝南。前面是碧水清澈的孔子河，后面是山脉纵横的群山。远观鳞次栉比，气势恢弘；近看门庭阔绰，富丽辉煌。建筑布局为中轴对称式，中轴线上是主体建筑，分列上、中、下三幢，自前而后，依次为仪门、讲堂、正殿；左右两旁是东西二庑；二庑之外，另建亭、斋、楼、阁数栋，整个建筑宫墙护围，占地面积数十亩。

问津书院祭孔大典

问津书院既庄严气派，又美轮美奂。殿堂亭阁，上盖琉璃碧瓦，下铺方石砖块。室内画梁雕桷，古色古香。幢幢建筑走廊相连，穿行其间，晴天可遮烈日，雨天能避雨淋。书院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一纹一饰，无不体现着美学和建筑学的精华，无不蕴含着劳动人民的智慧。

问津书院的讲学之士继龙仁夫之后，代不乏人。在明、清两朝，舒昆山、卢浚、胡洁、王守仁、邹元标、孙祖光、耿定向、茅瑞徵、萧继宗、熊尚文等一大批名流学士相继登台讲学。这些儒士当中，论阶层，或翰林出身，或达官显贵；论籍贯，既有本地及周边县府人士，也有外省显赫大儒。数百年间，儒士们师承渊源，学派分宗，各自成派。他们以满腹经纶、节艺文章，为成百上千的学生传经授道。书院规约井然，长幼有序，日有会，月有课，每季肄业会考一次，培养的学生都能登科进第。

书院的生员有黄冈（新洲原属黄冈管辖）本籍的，也有来自异地他乡的。每年春、秋会课时，学员们橐笔携墨，从各个方向纷至沓来。书院内，人头赞动，朗读声不绝于耳。他们各承师说，同室研修，共同长进。

从宋朝到清朝，问津书院的讲学活动历经数百余年，曾是几度沧桑几度兴。每当社会变革、战火纷飞之时，院宇遭到兵燹，课业不得不停。停课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十余年。

明朝中叶至清初，是问津书院的鼎盛时期，其影响曾风动海内，名噪一时，足可与当时全国四大名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铅山的鹅湖书院、无锡的东林书院、京都的首善书院相媲美。明万历年间，问津书院还在河南的商城建有“问津书院分院”。

明、清时期，问津书院成为当时应试科举的人才库。明代黄州府进士达321人，其中多数是在问津书院学成的。清代黄冈县就有进士133人，举人565人，居全省之冠。名噪四方的陈肇昌一家（今新洲阳逻）“五子登科六口印”，俱中进士皆做官，他们都是从问津书院的摇篮里“摇”出来的。书院的辉煌。至此登峰造极！

自科举制度废除之后，问津书院一直被地方政府设为学校。1927年大革命时期，问津书院开设了一所国民小学；1933年至解放初期，黄冈县先后在问津书院设立小学、初级职业中学； 1954年至1957年，新洲县人民政府在问津书院开办农民干部文化补习班，先后培训农民干部700余人；1957年下半年，问津书院改办成小学；1975年，问津书院创办初级中学；1977年，问津书院增办高级中学，后改办为初中、小学。2002年9月，问津书院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学校迁往它处，书院古建筑作为文物进行保护。

巴西客人参观问津书院

尽管“文革”浩劫使问津书院遭到毁灭性破坏，但书院布局结构基本保存完整。主体建筑有大成殿、讲堂、天井、碑廊、左右配殿、两侧筑舍均齐全。保存下来的胜迹，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看，至今仍觉新鲜。这些胜迹是：

卧车盘  位于孔子河南岸一公里外，又名回车埠。传说孔子一行到此，遇上一群孩子拦路砌城玩耍。孔子叫他们把石头搬开让路，其中有个叫项橐的孩子竟然问道：“自古以来是车让城，还是城让车？”孔子一惊，只好回车绕道。因拐弯过急，扭断了车轴，车子倒了，故名“卧车盘”。

孔子河  因孔子驻足问津而得名。今河长11.2公里，源自大别山东南支的五云山，流经沙河入举水，汇长江。20世纪60年代初，水利部门在其中段拦河筑坝，建成一座蓄水7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兴灌溉、养鱼、发电之利。水库周围群山环抱、山清水秀、环境清幽，像一颗明珠镶嵌在问津河上。水库下游便是问津书院，流水潺潺，当门流过。今人到此，毋须问津，即可饱览湖光山色，游目骋怀。

孔子山  背靠海拔1040米的大崎山，面向五云山。山形如椅，当面开张，怀拥问津书院，渐次临高。四下群山错落，曲径盘桓。遥想学子当年，负笈来趋，登堂入室。而后揖别羊肠，挺入朝廊官署。千辛万苦，一句话：“为了做官。”

孔叹桥  位于书院门前河上，四礅三孔，桥长23米，古称“水关”。桥面由条石铺成。传说孔子到此，因无船摆渡，望水兴叹，故名“孔叹桥”。如今条石上面的车迹步痕，形同岁月老人的苦脸，莫问风霜。

晒书场  在书院西北面，是一座凸起于两山之间的小丘，其顶如平台，相传孔子问津无果，涉水过河，将车上的书籍浸湿，遂在此晒书，故名。

坐石  在书院东北首河边，石长二丈余。传为孔子晒书时在石上坐憩，后四旁草木不侵，故刻“坐石”二字于其上，以示神圣。

墨池、砚石  离坐石不远处有条小溪，溪边石黝如墨，故名墨池。临池石崖上刻有“墨池”二字。年代久远，依稀可辨。池边一石，形如砚台，如天作之合。每遇天气变化，即有“墨水”浸出，故池水久旱不涸。相传这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研墨行文留下的。

讲经台  在孔子山顶上，平面圆，形似台，巧夺天工。传说孔子曾登台讲经，因名“讲经台”。

颜子港  颜渊好学。当其一行在此逗留时，颜子惜时如金，独自来到一条溪边读经诵典，故名。今堙。

弦歌里  鲁之弦歌，孔子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困于陈蔡时，以弦歌自强，这有史载；逗留此处以弦歌自娱，这是后人附会，但旧志有载。如果说现今的孔子河街，就是当年的“弦歌里”，那也不为欺骗。

长沮冲、桀溺畈  位于书院东面，是一片略呈梯形的田垄，以隐士长沮、桀溺在此躬耕而得名。俗云“千年田地八百主”，可长沮冲、桀溺畈的地名，却一直无改，足见中国古文化的影响，何其深远！

问津碑  传说西汉时，土人在此掘出石碑，上书“孔子使子路问津处”，八字秦隶。明代进士、书院主持人萧继忠有诗云：“雾暗秦碑涩，云生汉殿荒。”据此推断，“问津碑”为秦时所立。原碑不知毁于何代，现存明人书写的同文碑一块。书院隆盛时曾建亭置立，后亭殿毁，现置于书院门首，供观瞻。

近些年，问津书院每年都吸引了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游客，摄影爱好者，历史学家慕名参观、考察。2003年11月11日，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亲临问津书院探察，并对书院保护修复提出了要求；2005年12月16日，中（国）巴（西）学术交流中心主任西蒙娜一行到问津书院考察，之后有多批国内外学者前来参观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