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陶若恒 于 2010-5-27 19:29 编辑
1、发展历程简述 据史志记载，新洲区旧街花朝节起源于南宋淳熙年间庆福寺庙会，迄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庆福寺自建成起，每年农历二月十五花朝节这天，总要举办庆贺花神生日的盛大庙会。四方信众云集到庆福寺，祭拜花神，祀神祝诞，乞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庙会期间还要举行悬彩赏红、游春扑蝶、花灯出巡、点花灯等活动，后来还发展到唱会戏。 大别山南麓有一条流经旧街的小河，在蜿蜒十几公里的河畔建有三座古庙，自北往南依次为大庙、二庙、三庙，故人们称之为“三庙河”。三座古庙中的“大庙”就是“庆福寺”，因其坐落在旧街古镇，人称“旧街大庙”。每年庆福寺内有农历正月十五的“上元会”；二月十五的“花朝会”；二月十九的“娘娘会”；三月初三的“孤灯会”；三月十八的“圣帝会”；五月初五的“端阳会”；五月十五、十八的“龙灯会”……诸多庙会，月月有之，而最热闹的尤数花朝会了。 庆福寺始建于南宋乾道至淳熙年间（1165年－1189年），宋朝时香火旺盛，远近闻名。元朝末年，庆福寺遭徐寿辉兵毁。明万历年间，佛教在旧街再度兴起，附近五十三个姓氏又合力出资，重建庆福寺，自此庆福寺亦名“五三公庙”。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庆福寺修建戏楼一座，其精工巧设，飞檐拱斗，极为壮观，压寨中诸古建筑。清咸丰三年（1853年），庆福寺再次遭兵毁，仅存戏楼大部与财神殿。光绪六年（1880年），村民复集资重修庆福寺。民国初年，庆福寺被破坏，1988年迁龙头山重建。 庆福寺虽屡毁屡建，但它传统的花朝习俗却一直延续至今。旧街一带花朝节的早晨有吃汤圆的习惯，勤劳的人们盼望棉花收成好，就在每年农历二月十五花朝节这天，用汤圆祭祀花神。因此，新洲民间流传有“汤圆大，棉花球子大”的说法。花朝节这天，吃过汤圆的善男女信女们，饱撑撑地结伴到庆福寺敬香礼拜花神，乞求神灵保佑农业丰收。 庆福寺海会塔 随着花朝庙会的日趋昌盛，赶会的人也日渐增多。花朝节期间，时值年节闲日结束，春耕备耕开始，有的群众不愿单纯地玩会，趁赴会之机，顺便带些手工制作的木器、竹器之类的产品出售，以增加收入。农民为了备耕，必然要添置农具，因此庙会上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就这样，花朝庙会增加了物质交流内容。后来，过往的客商和邻县黄冈、麻城、黄陂的商人，发现此举有利可图，每年也赶来参加庙会，这就是民间俗称的“赶会”。 早先在旧街花朝庙会上卖的多半是一些竹、木类器具和字画、绣屏；明末清初，武汉、安徽、河南等地的商人也闻讯而来，他们带来的是受人们喜欢的铜、铁类制品；民国时期，江苏的绸缎、湖南的湘绣、江西的木耳和香菇等产品也运到旧街销售，使整个花朝会充满了浓厚的商业气息。庙会上游人如织，商贾如云，各种土特产品琳琅满目。由于卖货、买货和游玩的人数众多，会址不得不由大庙周围扩展到空旷的河滩和大街上。庙会期间搭台唱戏，玩打卖艺，热闹非凡；卖货摊、测字摊、算命摊、茶摊、小吃摊一应俱全。游人商贾各取所需，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全国解放后，新洲县成立，县人民政府把旧街传统的花朝庙会改名为“旧街物质交流会”，会期由农历二月十五一天延长为二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这对活跃新洲市场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旧街花朝会逐步摒弃了封建迷信成分，使之成为广大群众进行游乐和物资交流的盛会。因其生意越来越好，规模愈来愈大，影响也极其深远，以至与旧街相临的潘塘、徐古及张店三个集镇也仿而效之，依次在旧街花朝会前后时间举办物质交流，形成了二月初七、初八、初九潘塘，初十、十一、十二徐古，十八、十九、二十张店的花朝连会格局。虽然这三个集镇的物质交流跟旧街也是一样的盛况，但商品交易色彩更浓，没有旧街花朝会有特色。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旧街物质交流规模不断扩大，武汉、黄石、鄂州等城市的商业部门，也驱车运货前来赴会。自此，副食、布匹、图书、五金、生资、电器、小型农机具等商品，在交易会上占的比重相继增大。参加物质交流的客商和游人逐年增多，距交易会场方圆数里之地，可闻会上喧闹之声。 借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从2003年起，旧街花朝节被新洲区人民政府更名为“武汉市新洲区旧街花朝文化旅游节”，并将会期延长为5天。名字变了，传统的花朝习俗没有变，它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更加显示和发挥出来。现在的花朝文化旅游节，物质交易规模大大提升，市场吸引力和辐射力日益增强，各种民俗风情文艺表演节目更加繁多。赶会的鄂、豫、皖、湘、赣等省二十余县市的客商和游人如潮水般涌至，日进出会场人流量达12万人次，货物销售品种多达数千种，销售金额超过3000万元。纵览整个花朝会场，无一不透露着新洲浓厚的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和地 方文人特色，无一不彰显着旧街人民的精神风采和生活情趣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花朝节赶会的人如潮水涌至 旧街花朝节自形成之日起，无论天灾战乱和社会变革，从未间断。1938年，日寇占领新洲后，实行“三光”暴行，旧街一带常遭日寇“扫荡”。花朝节临近，日寇严禁民间集会，但旧街人民不畏强暴，年年仍在河滩上举办花朝会。为防止日寇扫荡，他们设岗哨于刀楼寨，监视日军动向，并利用群众赶庙会之机，暗中从涨渡湖抗日根据地运送衣物、钱粮到抗战前线。 1946年，国民党军队33师某营营长牛心志率部盘踞旧街，在旧街修筑三座碉堡，街周围全部布满铁丝网。为防止新四军混入，花朝节期间，不准赶会和做买卖的人进街，可人们在距旧街东北二里的枫树岗上，将货物摆满山岗，照样举办物资交流活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长途贩运、小买小卖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革委会领导禁止群众举行物资交流会。但每到花朝会期，远远近近的人们仍风雨无阻地携带货物，不约而同地赴会交流。 （1）、农贸交易极其繁荣 花朝节期间，旧街几公里长的街道和几公里长的三庙河河滩上，帐篷千顶，商摊互连，依俗自发分成木器、竹器、铁器、生资电器、日用布匹、花卉苗木、耕牛畜禽等市场群落。 水车 在这里，时光仿佛倒流，祖辈人生活的足迹明晰可见。花朝会上销售的既有手工制作的绣花布鞋、油布鞋、油纸伞、竹烟斗、木便桶、木踏板、木囤盆、木水桶、木粪桶、木饭桶、竹箩筐、竹笕篓、竹簸箕、竹筛子等日常生活用品，也有锄头、扒锄、连枷、石磙、扬叉、木锨、风簸、刮板、秧扒、秧码、水车、铁锹、耖子、宰辊、薅扒等传统农业生产工具，还有山里的小吃火烧粑、面馍、花生糕、狗脚酥、炒米糖等。置身其中，你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地方风味，什么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花朝会上销售的现代农用产品及生活用品更是品种繁多，生意也极其火爆。既有各种大中小型农用机械、各种种子、各种农业生产工具、各种农副产品和药材、农药等，也有日用百货、衣服鞋帽、桌椅板凳、电器、布匹、文具、图书、光碟等生活文娱品，还有徐古蘑菇、汪集鸡汤、旧街茶叶、张店鱼面、陶河板鸭等新洲名优土特产。 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花卉苗木的交易也逐年兴盛，越来越多的群众意识到农副产品创收的重要性，积极购买花果林木。政府也大力扶持，印刷科学种植花树果木的小册子，免费分发给农民。 （2）、娱乐功能逐步强化 初期，庆福寺唱会戏、牌子锣鼓娱神助兴是花朝节群众赶会的一个重要娱乐项目。 近代，因庙台毁坏，当地乡绅自己出钱，每年在河滩搭台唱戏，请民间剧团来演出楚剧、黄梅戏。河堤边也有不少民间艺人赶会送来皮影戏、武术、杂耍、踩高跷等传统民间活动，让赶会的群众充满了浓厚兴致。 民俗风情表演的帐篷一个连着一个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唱戏主要由政府和单位出钱筹备，更加注重演员的正规及演出质量，大多请的是省、市专业戏剧团体，戏剧的表演曲目也大大增加。 改革开放后，众多的外地歌舞团、民间文艺团体也纷纷前来赶会，使整个花朝会场热闹非凡，充满了艺术情趣，吸引着不少当地及附近数十里的群众前来观看。 2003年后，由新洲区人民政府出面组织，增加了开幕式和文艺表演活动，邀请省内著名的歌星和艺人，表演歌舞及曲艺节目。其中，湖北大鼓和乡间小调十分受欢迎。清早，人们便拥挤在舞台前等待观看。文艺表演结束后，便上演一周的戏剧。 由此可见，花朝节的娱乐活动在与时俱进的同时，更加注重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口味，让赶会群众欣赏到平日难得一见的高水准表演，一年的操劳此时也得以放松。人们在津津乐道回味花朝庙会的所见所闻中，期盼着来年有更精彩的文艺演曲。 （3）、村民交往异常和谐 花朝节期间，大大增加了妇女与人交流的机会。无论是本地还是附近周边县、市的乡村妇女，都结伴前往，老、中、青汇聚于庙会。有些平时较少上街的**在花朝会上碰到熟人，亲热得像姊妹一样，年轻的互结金兰，年老的则围在一起拉家常。此种交往，成了花朝会上最常见的景象。还有的妇女趁赶会之隙，走亲串友，省亲看女，共叙离别之情。在这有限的几天内，女性们终于有机会互诉衷肠，说东道西，说长道短了。她们在出家门前，都将自己精心打扮一番，这也是花朝会上见到的美丽妇女比平时多的缘故。 花朝庙会更是许多年轻小伙的天堂，他们三五成群，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梭，想结识异性朋友。当地民间小调唱道：“树发芽，草返青，花朝赶集去相亲……”因此，花朝庙会的举办，为乡村年轻人的姻缘提供了许多机会。 花朝节旧街街头车堵为患 当然，花朝期间热闹的还有旧街街上居民及附近村民纷纷设宴款待宾客的场面。在花朝节前后几天里，家家杀鸡宰鸭，都以好菜好饭端上桌，甚至许多人家将过年的节日食品特地留一部分用作花朝节待客。当地居民以能请到客人为自己的荣耀，以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人缘交际的良好。自家的亲戚、朋友，临村的长辈甚至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凡是相熟的都会被邀请到家里作客。有的人甚至把在街上刚刚结识的人，也请到家中热情款待。这种风气，源于当地群众思想纯朴，善良好客。他们用一年的辛劳，换得可以体面待客，以此来充分展示自己的价值。 3、政府领导重视 旧街花朝节得以800余年不间断的流传发展，一是因为花朝市场成了当地居民及附近村民日常经济的重要补充；二是因为当地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花朝节的存在，不仅满足了当地群众的购买需要，而且也给民众提供了难得的旅游、休闲、娱乐机会，更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旧街花朝节由最初的花朝庙会，发展到花朝物质交流会，到如今的花朝文化旅游节，这一方面得益于当地政府的积极宣传、高度重视和合理引导，另一方面得益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致使它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演变，充满着朝气蓬勃的生命活力。花朝节的流传发展，不仅仅是庙会的市场，在当地已成为一种民俗习惯，成为一种节日文化。 如今，旧街花朝节这一传统民俗文化形式，已被武汉市人民政府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保护、传承好这一民俗文化，使之更加繁荣兴盛，新洲区人民政府精心组织、合理引导，使现在的旧街花朝节成了一个集庙会、农耕会、小商品博览会、科技推介会、民间艺术展示会以及休闲、旅游、娱乐等于一体的多种形式组合而成的民风民俗“大观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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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7 22:5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