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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逻培心善堂始建于1848年清道光28年，1957年结束。它的主要任务是江上救生和打捞浮尸以及对浮尸的处理。此外，还兴办义学，济贫惜苦，是阳逻地方唯一的 慈善事业机构，在群众中有深远的影响。 由于阳逻在地理情况上的特殊，长江的水流自天兴洲以下，由东北流向转为东南流向，加上武湖外溢串江，形成一股强大的急流，冲向阳逻上河街的武矶头，受矶头伸入江中砥石的阻挡，汇成一股漩流。从上游江面上飘来的浮尸被卷入漩流，暴尸在武矶头附近江边。 清道光初年，雷窝子湾监生雷朝鼎、雷朝辅见此情景，便生好善之心，在矶旁搭一芦棚，雇用一只木船从事打捞，并对无人认领的浮尸，施舍芦席或木匣予以掩埋。至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雷朝鼎、雷朝辅两人力不能支，约同庠生程飞熊、散学生胡敬之、耆民耆童万青、徐畏三、职员胡俊川、陈受发、雷时楷、刘瑞屏、刘太铭等先捐后募，在阳逻上堡武矶头附近盖起一栋三间平房，创建“阳逻培心善堂”，配有专管人员，置木船两只，专事打捞浮尸。1864年同治三年，汉黄德道署每年给银96两，黄冈县署每年给银12两以资善举。此后，湖北四十八衙各有资助，善堂又经常向社会募捐，置恒产田85亩，年收租谷200余担。民国期间，又得到驻武汉“黄冈同乡会”和官场乡党要人如王丕厘、卢燧采、张履平、沈卓如、杨选卿、李开先、程子柳、林武山、肖耀南、余题生、徐源泉、朱怀冰等的经常捐助，为善堂充实了经费来源。善堂房屋扩建到5间，有一间专门存放备用棺材。又在江面上增添两只救生船，称大红船和小红船，大红船30吨位，小红船20吨位，雇用船工17人，培心善堂改称为“培心堂救生公局”。 在捞尸过程中，承受了几次大的捞尸收殓活动：1913年民国二年，“康记”客轮在阳逻靠岸翻船，培心堂全力抢救，救活200余人，捞尸300余具。1918年民国七年，招商局“江宽”号由上海起航赴武汉，经丹水池地段，被“楚材”号军舰拖沉，死者1000余人，培心堂捞尸800余具。1926年民国十五年，北伐军攻克武昌时，不少浮尸漂至阳逻，培心堂打捞一个多月。日寇占领期间，日商“小樱丸”号由汉口开往阳逻，到分金炉江面，因未经日军水上哨岗检查，哨岗鸣枪示警，“小樱丸”调头翻船。淹死200余人，全由培心堂捞起。 浮尸的打捞，对死者家属寻尸给予了方便，培心堂经常接待来访者，替他们办理寻尸登记。对登记形貌、特征相符者，即通知其家属前来认领。清末，沙口有个胡翰林乘船落水，被潮沙积埋了尸体，其家属在培心堂作了寻尸登记，一年后，尸体被急流冲出，由培心堂捞起，手指上仍戴着刻有翰林名字的金戒指。辛亥革命期间，日商在武昌开办的一家纱厂，暗杀中国工人多名，死者家属提出诉讼，日商置之不理。当时武汉革命党人胡广才亲至培心堂进行查访，结果在捞起的浪尸中获得了确凿的证据，日商才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承认赔偿损失。 培心堂每年还施赈，帮助无衣无食的贫民度过饥寒。赈济办法是发实物票，让受惠者直接到某粮食行、某疋头铺领取吃的和穿的。这样，既简化手续，又避免了中间剥削。培心堂每年还坚持办义学，让贫家子弟减费或免费入学。据《黄冈县志》记载：“培心堂义学，在阳逻私署右侧。贡生雷霆算、程廷纶、周殿珊、监生卢瑞和、李廷瑞、文童陶士瀛、学生胡敬之、职员雷时楷等捐金倡修。光绪元年呈请立案。” 培心堂“堂座”一人，下设董事会，总理经济收入和支出。在民国期间任“堂座”的前后有余题生、徐柏青、雷子炎、刘昭公、邱文成、陶子如、程锡光、王奎生等人，他们对培心堂的慈善事业，克勤克俭，力争作好。只有雷子炎昧着良心，竟然将水上救生小红船偷偷卖掉，还扬言被人窃去，后经退仕内阁中书林武山查明，向有关方面交涉索回，再经董事会讨论，决定开除雷的职务。培心堂在人民的心目中似乎形成了一种权力机构，阳逻地方的许多民事纠纷，都愿意到培心堂调解，寻求公正。 解放后，培心堂由人民政府接管，改称“阳逻区人民慈善委员会”。后改为“阳逻镇人民福利委员会”，将捞尸、救生列为民政部门社会福利事业之一，经费由民政事业费开支。至1957年，捞尸、救生，交由阳逻水上公安部门负责临时组织阳逻蔬菜队社员陶季和丁冬生等人打捞。培心堂的使命，至此告以结束。 (培心善堂原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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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10 19: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