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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逻，我的家乡，那是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地方。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生活，在这里长大，直至18岁才离开它。虽说后来我少有在这里生活，但家乡的情，家乡的人和事，家乡的一草一木，家乡的容貌始终萦绕在心，不曾忘怀。 现在退休了，为生活而四处忙碌的日子过去了，激情之后留下的是平静、是思乡之情、是叶落归根。 然而，造化弄人。当我想重新回到我的家乡时家乡却不复存在了。伫立在家乡的旧址上，不禁感怀万千，往事历历在目。本想一切随风而去，却不料让人欲罢不能。 故特作此文，纪念我那消失的家乡。
二0一八年 五月八 日
此像片拍于1958年。左起：哥哥、作者、二弟、母亲、父亲、大弟、姐姐。
新洲三中（阳逻）六九届初中毕业照
消失的家乡—阳逻
目录
一． 美丽的家乡 二． 童年不知愁滋味 三． 苦难的三年 四． 母亲 五． 学费 六． 文化“革命” 七． 消失的家乡
一．美丽的家乡
我的家乡在湖北省新洲县阳逻镇，它位于长江中游北岸，面对长江，背枕大别山。 阳逻是个古老的城镇。据志史记载，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人群在此“依山结茅”、“逐水而居”。算来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阳逻的始名为“罗汭”。意为河流会合和河流弯曲的地方。古人向来有山南水北为阳之说，阳逻位于山之南水之北，故在三国时期改名为阳逻。阳逻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城堡要塞，历代军事家们在此用兵不息。 春秋时期，“楚子伐吴，济于罗汭”； 元世祖忽必烈率兵经阳逻渡江南下灭掉南宋； 明末张献忠从阳逻渡江出兵武昌； …… 由于阳逻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故素有“锁大江以为武汉东门，控天堑以联半壁江山”，“守阳逻而得武汉”之说。 阳逻不仅是一个城堡要塞，它还是一个交通重镇。 在水路上，这里有天然的深水良港，可停靠长江上航运的所有大轮。在陆地上为鄂东、豫南、皖西到中南特大城市武汉的交通要冲和物资转运商埠，历来都是舟车络绎，商贾云集。由于其繁华，再加上离汉口仅30余公里，故自古就有“小汉口”之称。 阳逻镇下辖一个渔业队，一个蔬菜队和阳逻街。所谓古老的阳逻指的就是阳逻街。阳逻街主要由沿河街、上河街、小巷街、正街、关上街和关下街组成，这些街都很短，全部加起来也就约2公里左右，人口不足万人。 阳逻街除沿河街以外，其它街道都很窄，3、4米，5、6米不等，街面上是清一色的长约1米多的大青石板，这种青石板很硬，用铁锤敲击只冒火星而不破裂。千百年来，尽管风霜侵蚀，万人踩踏，它依然没有消失，只是变得光滑锃亮、凹凸不平、满目沧桑。 街上的房屋结构有两种。一种是国营或供销合作社办的如饭店、旅店、粮店、卫生院、铁匠铺、机械厂、农具加工厂等，这些单位的房屋结构都为砖瓦结构。另一种则是住宅，是清一色的木材结构，也就是说除了屋顶上的瓦以外，其它部分全部由木材搭建而成。这种结构的房子靠大门一侧的木板是可以全部撤卸下来的。上梁和门槛各有一道滑槽，木板一块接一块的嵌进去。撤下木板后整个客厅非常敞亮。不过这种撤卸很麻烦，故一般都是在家有大事如婚丧嫁娶或长时间的霉雨期时才使用，平时留一个大门进出也就可以了。当然，用门面做生意的人家则另当别论。 这种木结构的房子冬暖夏凉，既美观又舒适。 街上热闹的时候是傍晚时分。这个时候人们都下班收工了，于是人们挑着水桶到长江里去挑水吃。 那时候街上没有自来水，吃水要靠人挑。每当这个时候，大街小巷上都是挑水人，一长排一长排的，还统一打着号子“嘿嗬”“压嗬”，很有气势。打着这样的号子，可以激发干劲，减缓劳累。 街上有人做卫生，但没有人洒水。其实也用不着洒水，仅挑水人洒出来的水就足以让街面整天都是湿漉漉的，显得很是干净。 如果是在夏天，人们忙下地了，家家户户就将竹床、躺椅、木板什么的都摆在这湿漉漉的地方，整条街道顿时被塞得满满当当、水泄不通。婴儿们或在妈妈怀里安睡或在那里牙牙学语；孩子们或嬉戏打闹或仰望天空探其奥密；大人们则摇着大蒲扇，品着茶，天南海北的聊天，其乐融融。 当然，阳逻街上最热闹最好玩的街道还是要数沿河街了。 沿河街上没有大青石板，全都是土路，但路面很宽，最宽的地方达20、30米。这里有国营菜市场、自由菜市场、肉铺、水产铺、商店、旅店、摊点什么的，这里成天都是车水马龙，人头簇动。人一多，这饭店可就少不了。 说到饭店，这可就有点与众不同了。江边有几间房屋，它们的大门一侧搭在驳岸上，面水的一侧则架在那离驳岸4、5米远从驳岸底部的岩石上竖起来的几根长长的水泥砖墩上。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高脚楼。平时，人们从岸上进入饭店就餐。汛期时，江水涨到了房屋底下，高脚楼饭店就成了水上饭店。东来西往的小木划子就停靠在房屋周边，然后客人们抬步就可以进入饭店。有的客人嫌麻烦，就干脆叫“伙计”将饭菜送到船上来，那情景很是有趣。 沿河街是所有街中最长的一条，长约一里多 ，坐落着3个码头，3个码头的功能各异。从西向东，第一个码头因连着上河街，故叫上河街码头。这个码头主要是供人们洗衣、洗菜、挑水以及小木划子停靠之用，也是我们游泳的地方。 每当汛期，那江水一个劲地往上涨，几乎平了路面，放眼望去，浩浩荡荡、气势磅礴。 每当这个时候，正是街上那些游泳高手们显示英雄本色的时机。这些游泳高手们或肩拖一个网兜的篮球，或腰缠一条自行车内胎，有的干脆赤裸四肢，他们在波涛汹湧的大江里披波斩浪，博击中流，既惊险又惬意。 冬季来临时，那江水又一个劲地朝下退，退出了那一百多级的台阶，退出了水下的礁石，退出了沙滩。这个时候的码头，也是我们孩子们最好玩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打沙仗、挖水沟、用脚指头在沙面上鬼画桃符。 我们玩得最多的是“踩奶头”比赛。 所谓“踩奶头”，就是几个人打着赤脚，在江水浸泡过的泥沙面上踩出一个圆圈，圆圈上的泥沙慢慢凹下去了，中间的泥沙由于挤压的作用，凸起来了，象奶头一样，故名“踩奶头”。谁踩的奶头最大谁就是赢家。 如果有太阳的话，那礁石上绝对是一个“日浴”的好地方。在这里晒晒太阳，并顺手抓几枚石子，看谁能打中江中那些此起彼伏的江豚。 江边有几只木划子，这是专门打猎的船，每天，那些船的船头上都堆满了野鸭、野鸡什么的猎物，特肥。 在猎船的旁边，有几个从安徽江浙一带过来的人，他们站在用来连接两条两头尖的小船的横架上，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不停地拍打着水面，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在他们的吆喝声中，水里的一群鱼鹰（学名鸬鹚）上浮下潜忙着捉鱼。为防止鱼鹰将叼着的鱼吃到肚子里去，渔主人都要在鱼鹰的颈部系上一根草绳。当鱼鹰叼着鱼时它就会浮出水面游到渔船边，渔主人捏住鱼鹰那长长的颈子轻轻一抖，鱼就滑出了鱼鹰的嘴巴，这些鱼鹰很有灵性，它们既可以单独作战，又可以合作互助。当碰到较大的鱼，一只鱼鹰叼不住时，旁边的鱼鹰马上就会过来帮忙。 鱼鹰在水下闹腾着，而江鸥则在水面上空上下翻滚，它们紧盯着水面，搜寻着被鱼鹰闹腾出来的小鱼小虾。 离上河街码头不远就是小巷码头，因该码头正对着小巷街。小巷码头的主要功能是停靠轮渡船，故又叫轮渡码头。 轮渡船航程很短，就是从阳逻到汉口，30余公里。该船一天两班，早上一班是7点从汉口到达阳逻。当船一靠岸，从船上下来的乘客就蜂拥到菜市场去采购。这里的菜便宜、新鲜、好吃。特别是阳逻的豆腐、鱼丸，鲜嫰、弹性好、实在、爽口，是这些外地客人的首选。再说船票也不贵，一个来回6毛钱，而且方便，买完菜，9点钟就可以返程。 下午5时是第二班轮渡，此时的乘客比早上一班要多，因为这时的乘客主要以红安、麻城、河南、安徽等外埠人为多。当时还没有从阳逻到汉口的陆路，只有一条轮船。千军万马一条船，故往往要排数小时的队，即便如此，总还是有人搭不上船。 从轮渡码头往下，也就是沿河街的东端，长航码头就坐落在这里。所谓长航，指的是那些长距离航行的大客轮船，也就是那些带“江”字号的客轮，如从上海开往武汉的“江申”号；从南京开往武汉的“江宁”号；从上海开往重庆的“江渝”号等。这些船停靠阳逻一般是为了上下货，很少搭载短途客。这些船都是长江航线上最大的客轮，长上百多米、4层舱、美丽气派，停在江中就是一道风景线。 阳逻面对长江，背靠大别山脉。这里的山都不很高，大多几十米而己。山虽不高，但这些山却有很多独特之处。 阳逻的西边有座山峰，山势不高，仅海拔50米左右，但其形状特异，山体从下而上由粗变细呈圆椎状。更奇的是，其山顶不象一般山顶那样凸突的，也不是平面，而是凹下去约半人深，其直径约10多米的一大块齐齐整整的圆形平地，酷似香炉的炉膛，故人称此山为香炉山。 一堆石土，竟然被大自然鬼斧神工般的雕刻成一座香炉状的山峰，真是不可思议。 阳逻的东边是十里长山。说是十里，但这并不是一个实数，而只是形容很长的意思。实际上这里群山起伏、连绵不断、望无尽头。长山上树林繁茂、密不透风。这些树林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松树。这是因为这里的山体主要是由沉积岩和鹅卵石组成，表面的土层较薄，营养性差，故只有生命力顽强的松树才能在这里安家落户。 树林茂密，飞禽走兽就多，什么野兔、狗獾、野鸡、斑鸠等等都有，这里成了人们的狩猎场。 当然，我们在这里收获最多的还是地衣。 松树下面经常会出现许多地衣，地衣是黑色的，呈薄片状的扁平体，很柔软，象泡软了的黑木耳。地衣是美食菜，做汤、凉拌、炖烧均可，味道鲜美。这些地衣平时并不见踪跡，只是在雷阵雨后方现真身。地衣现身的方式很特别，它没有根须，就象是被人撒在地面上似的。雷阵雨越大，地衣也就越多。每当雷阵雨过后，我们就三五成群地到山上去捡拾地衣。 江南多雷雨，雷雨多，地衣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实在令人称奇。 在香炉山和十里长山之间有一座花果山。花果山上树林茂密，以桃树和梨树居多，由于是野生的树种，故结出来的果实体形较小，且涩口。但作为观赏物到是令人赏心悦目的。 每逢春、夏季，满山遍野都是各种各样的野草、野花，五颜六色、鸟语花香。 花果山紧靠着阳逻街，街上没有公园，故花果山就成了人们休闲游玩的好地方。
二．童年不知愁滋味
父母亲所在的阳逻砂石厂的厂部就在沿河街上。 阳逻周边的大山都是由红砂石岩构成。父母亲他们的工作就是先将砂石岩炸开，然后用铁锤将大石块捣成拳头大小，再送进碎石机里进行粉碎，最后筛选成粉末状的砂石粉。这种砂石粉是专门供武汉钢铁公司铸造所用。 父母亲的工作很辛苦。他们的工地不在街上，而是在距街上约有10多里地的界埠。当时没有交通工具，上下班都得靠步行。10多里的路需走一个多小时，一个来回需2、3小时。而这2、3小时是不计工作时间的，故每天他们都得披着星星出去，戴着月亮回来。而且，开山炸石又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干着如此辛苦危险的事，然而工资却很低。 父亲每月工资为48元，这还是父亲作为车间主任的待遇，母亲是筛砂工，月工资30元。 在我上学前，家里已是8口人，8张嘴巴就靠父母亲这微薄的工资，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 我们家吃的都是大路菜，什么白菜、包菜、萝卜、莲藕、红薯等。至于穿的，在我的记忆中几乎就没有穿过什么新的衣裳，都是哥哥姐姐穿过的，补丁摞补丁。为此，我还有点不大高兴。母亲对我说：“衣服打点补丁没什么，只要不是破的就行，不是有句话叫做笑破不笑补吗。再说啦，衣服本来就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过年时穿的衣服略有不同，干净一些。 为了节省鞋子，平时我们都是光着脚走路。 光着脚走路，如果是走在那光滑的青石板上，清凉清凉的，很是舒适。但如果是走在渣土路上，可就没有这样好的感觉，又疼又痒，且容易被割破。光着脚走路，对于我们这些蹦跳着走路的孩子来说，脚上流血是件很寻常的事，出现这种情况时一般是不会到卫生院去的，因为那是要钱的。当然，我们也有止血的办法，在灶里抓一把灶灰撒在伤口处就行。如果不方便时那就就地起材，撮一点土灰撒在上面，不一会儿血就凝固了。 如果是在夏天，治疗伤口还有一种有效且很享受的方法，那就是“鱼疗”。 .有一次我们在江滩上玩捉迷藏，我不慎摔了一跤，小腿肚被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见状，我忙将脚泡在那浑浊的江水里，水中有很多小鱼，它们闻到血水的腥味后就象苍蝇闻到臭味般蜂拥而至，贪婪地吮吸着血水，不一会儿血就不流了。时间一长，那伤口处的肉成腐肉状，小鱼也越来越多，它们围着伤口嘬着腐肉大快朵颐。想必它们将此当成了一顿难得的盛宴。鱼嘬时不仅没有疼痛感，反到是怪痒痒的，很享受。 当腐肉被鱼吃光时那伤口也就开始结疤了。 我在没有读书前，就已知晓很多故事。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三侠五义”、“西游记”、“水浒传”什么的，这都得益于茶馆里的那位说书人。 我们家的隔壁就是一个茶馆，茶馆里摆着几张方方正正的八仙桌，每张桌子有4条长板凳，每方坐2人。说书尚未开始时人们就早早地来到了茶馆，伙计给每人面前上了一大碗茶，人们边喝茶、边聊天、边吸着长长的烟斗或用报纸卷的叶子烟。不一会儿，茶馆里已是云蒸雾罩、烟雾腾腾。人们在云雾里摇头晃脑、如痴如醉、煞是快活。 坐八仙桌是随意的，有斜着身子的、有歪着的、有一只脚踩在板凳上的、还有的干脆就蹲在板凳上，不一而足，活似一幅破庙里的菩萨——东倒西歪图。 如果有人在公共场所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就会被人指责：坐茶馆的。 说书人到了。说书人身穿一件青布长衫，类似于孔乙己穿的衣裳，左手一把折扇，右手握着一块乌黑光滑锃亮的惊堂木。只见这位说书人将惊堂木在面前的长条桌上“啪”的一声，喧闹的茶馆顿时安静了下来，紧接着，说书人将折扇“哗”的一声打开，轻轻一摇：“话说……”，说书开始。 在说书人精彩的渲染下，人们逐渐进入了故事情节，或高兴、或悲伤、或愤怒、或同情。似乎忘记了时空，直至说书人又将惊堂木在桌上“啪”的一声，接着就是一句：“欲知XXX性命如何”，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人们这才如梦方醒，但余兴未尽。 当然，坐茶馆听书是要收钱的，也不算贵，5分钱。对于我们孩子们来说则是免费的。但没有茶水、没有座位，我们只能站在墙角落里或插在人缝里，或干脆就钻到八仙桌下。 茶馆散场了，该回家睡觉了。晚上睡觉时我都要将一个玻璃瓶放在耳朵旁，瓶里有水，水里有好多好多好看的石子。有红中带黄的，黑中带绿的，白中带蓝的，还有一粒最大的，晶莹剔透，白黄绿错综相间，一点朱赤点缀其中。真正是五颜六色，绚丽多彩，叫人爱不释手。 这些石子都是父亲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带回来的，父亲说要在那无数的鹅卵石中找出一粒这样的石子有如在沙漠中淘金。 也许是听父亲说的这些石子来之不易，也许是从伙伴们那一双双嫉妒的眼光中发现了这些石子的价值，我特别喜爱它们。 每天晚上我都要将这些石子洗了又洗，擦了又擦，然后放进玻璃瓶里，再倒进头天晚上沉淀下来的清水，睡觉前总要把耳朵贴在瓶子上细听。奶奶说这些石子都是“活”的，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们就会窃窃私语。虽然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它们说话，但我还是每天就那样听着，听完后就将瓶子放在枕旁，这样我常常做着好多好多美好的梦。 在“三年灾害”前的日子里，苦是苦、穷是穷，但尚能食可裹腹，衣可蔽体，由于苦惯了，人们倒也平静，知足而乐。
三·苦难的三年
时间到了1959年，这种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 那年伊始，人们突然感觉到生活明显的困难起来，父母亲的收入没有减少，物价也没有明显的变化，但生活必需品少了许多。红薯少了、莲藕少了、鸡蛋没有了、肉没有了、食油实行了配给，每人每月二两。粮票不发了，居委会建起了大食堂，人们都到大食堂吃饭，每人一小钵，二两。这二两是什么概念？如果是放在现在，有鱼、有肉、有油、有副食的情况下也是够了，可在那个一无所有、吃上顿愁下顿的日子里，这二两哪够呢。何况我们姐弟5人正处在长身体的时候。 无奈，奶奶只好每餐去食堂领回饭，倒在大锅里，再兑上一大锅水，加上包菜、白菜、萝卜什么的。然后奶奶再用那颤抖的手小心翼翼地滴上几滴油，放些盐，这就成了油盐汤饭。我们个个狼吞虎咽，吃得肚皮滚圆。尽管肚子塞不下去了，但喉咙管依然张着大口，清汤寡水，肚里无油啊。时间一长，我们个个脸上都呈菜色。 粮食骤然紧张起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上面说是发生了自然灾害，可我们这里并没有发生什么自然灾害呀。湖塘里的鱼依然是跳得那么欢；畜牧场的猪还是那么肥硕；田里地里的水稻、小麦依然是该绿的时候绿，该黄的时候黄。风调雨顺，怎么就没有吃的呢？ 后来我们在码头上捉迷藏时发现了这个“秘密”。 码头上堆满了许许多多的麻袋、箩筐、大包、小包，有人看守着，大人不许靠近，但我们这些孩子他可就管不住了。我们装着躲猫猫，凑近一看，我的天呀，大米、面粉、肉、鱼、莲藕什么的，应有尽有。这些都是要运到外地去的，当时这叫“调拨”。 我们就不明白了，我们自己产出来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自己就吃不上呢？ “调拨”也不是不可以，但也不致于让我们饿肚子吧。 风调雨顺的地方，竟然被人为地整出了“自然灾害”。 在那个年龄段，我们也说不出个理所然来。 1960年，我大伯因心肌梗塞去世。按照习俗，家里要置办一个纸质的灵屋。灵屋放在客厅的神龛上。灵屋里搁着书有“夏xx之灵位”字样的灵牌。每天要供奉三餐饭，供奉三年。 这供奉之事一般应由自己的子女来承担。但大伯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我的两个堂兄，一个在外地工作，另一个要上班没有时间。再说我们两家就住在同一个大门里，于是这供奉一事就落在了我们这家身上。两个弟弟还小，我和哥哥就轮流给大伯供饭。 那天轮到我给大伯供饭了。 奶奶在3个小碗里各盛了一点米饭，那米饭是刚从食堂里拿回来的，热呼呼、香喷喷的，很诱人。我好久没有吃过这种干米饭了， 我捧着3个小碗嗅了嗅，然后很紧张地走到灵屋前，将3个小碗一字排开，筷子放在中间的碗上，筷头朝里，然后对着灵位说：“大伯吃饭”。 到了中午，换上3碗新鲜饭，陈饭倒进锅里与刚拿回来的饭一块煮着吃，晚餐亦然。 有一次我实在饿急了，就在收碗的时候我突然不由自主地对着大伯的灵位说：“大伯，对不起啦，我肚子实在太饿了，再说你又不吃，那我就吃了哦”。说完端起碗就吃。当然，不能都吃完，还要给奶奶有个交待的。 奶奶在煮饭的时候突然发现碗里的米饭少了一些，她厉声问我：“饭怎么少了呢”？我一时语急，顺口说：“大伯吃了”。“什么鬼……”奶奶刚说到“鬼”字就突然停住了，可能是她忌讳这个字吧，只听见奶奶“唉”的长叹了一声，摇了摇头，那拿在手上准备打我的筷子最终没有落下来。 有一次，二堂兄在家休息，他突然问我：“你想不想吃油盐饭”？什么？油盐饭？连光米饭都想死了，更别说油盐饭了。可哪里去找油呢？只见二堂兄诡异的一笑，拿出来一根蜡烛，这蜡烛能吃吗？我有些疑惑。只见二堂兄将蜡烛放在锅里融化，然后将一碗饭倒进去，再加点盐，炒熟后那饭热气腾腾的，虽说没有什么油香味，但油淋淋的，好看，挺馋人。我们两人顿时大口吃了起来，虽说有些涩口，但感觉还是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 不过油盐饭刚吃完，不一会儿，肚子就不舒服了，拉肚子，一连多天，人都拉脱了水。 食堂里吃不饱，奶奶就想方设法给我们弄来些辅食——麸皮饼和黄豆饼。 所谓麸皮饼，就是用小麦的麦皮做的饼。麦皮本是小麦制成面粉后的弃物，没有什么营养价值，很糙口，既难以下咽又不易消化。故在年景好时是用来喂牲口的。 至于黄豆饼，则是将一些废弃的黄豆如质次、霉变、虫害等黄豆压制成直径约脸盆口大小的饼，或榨豆油后留下来的豆渣饼，这些豆饼的用途是作田地里的肥料。 这些东西本不是给人吃的，但为了生存，也只能饥不择食了。 当然，我们更多的希望还是寄托在母亲的那个黑色的手提包里。母亲的手提包里装满了针线、鞋底、破衣等什物。每当工余时，母亲就抓紧时间纳鞋补衣。当然，这都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我们关心的是那个包里的一个2两重的馒头。母亲下班时都要给我们带回一个这样的馒头。这个馒头是从母亲口里抠出来的，她一天的粮食供应也只有9两。 然而我们这群无知的孩子们往往为了那个馒头而发生争吵、抢夺，每当看到这种情景，母亲的眼里就会噙着泪水。 灾害时期，我们也曾听说有的地方的人吃观音土、吃草根、吃树皮，甚至还饿死了人。但幸运的是我的家乡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悲惨的事情，究其所然，这恐怕得感谢我们的母亲河——长江。 一切能吃的东西都被“调拨”了，但长江里的鱼却无法调拨。 我们这里的江面很开阔，平时就有2公里多宽，汛期时更可达3公里左右。这里的水底有着许多岩礁，水流碰上岩礁就形成了漩涡、洄流，再加上江阔水深，从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鱼场。什么鮰鱼、鲶鱼、鲤鱼、鲫鱼、撼鱼、桂鱼、银鱼、黄鱼等等，应有尽有，不一而足。 我们这里有句俗语：只要挖个坑，就会有水。只要有一把抄网，就会有鱼。 所谓抄网，就是在一根长长的杆上绑着一个等腰三角形的网兜，这网兜有大有小，1、2平方米的，2、3平方米的，只要一个人抄得动就行。将抄网反向扑在水底朝岸上刮，那网里一定有鲫鱼、黄桑鱼、桂鱼、虾子、螃蟹什么的。将抄网贴着船底刮，那一定有不少的鲶鱼，鲶鱼最喜欢吃船底下的青苔。如果站在一处水流湍急的地方顺水流方向抄动，那网兜里多半是长江里的上等鱼：鮰鱼、撼鱼什么的。 当然，这都是大人们的事，孩子们有自己捞鱼的办法。 拿把自制的小圆网，里面系上一堆鱼肠子什么的有腥味的东西，让它浮在水面上，不一会儿，那小鱼、小虾都争先恐后地游进来了，然后将小网向上一抬，嘿，网网都有鱼虾。 鱼虾一般都是熟吃，但有时我们饿急了.就坐在江水里生吃。 虾子很小，也就一寸多长，黄灿灿的，我们叫它米虾，将虾头掐下来，用拇指和食指从虾尾向前轻轻一挤，那一坨亮晶晶、鲜嫩嫩的虾肉就滑进了嘴里。 除了虾米外，还有一种鱼可以生吃，这就是银鱼。银鱼形体象棍状，细长细长，全身透明，呈白银色，故名银鱼。银鱼的鱼身一般都不长，也就2、3寸长。它与众不同的是嘴巴前长有一根长长的尖针，这根铅灰色尖针的长度几乎近于身长。尖针很硬，这是银鱼锐利的防身武器，银鱼很漂亮，也很威武，象一位斗士。如果是在现在，它一定会是一种观赏价值很高的鱼种。但在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银鱼的命运也只能和小米虾一样，无贵贱之分，都是充饥之物。所不同的是，银鱼的肉无法从掐头的地方挤出来，要剥皮吃。那鱼肉的味道是不错的。 站在岸边，捞几条鱼，这不是难事。但这终究是耗子娶媳妇——小打小闹。岸边弄到的鱼，充其量也只有几斤重，十几斤重，而要想弄到几十斤、几百斤、几米长的大鱼，那就要用渔业队的渔船了。 渔业队位于沿河街西端的一个礁石林立、水深流急的五矶头。有10、20条船，船上有渔网和鱼钩，渔网一般只能网住几十斤重的鱼，而对于百斤以上的大鱼，往往是网破鱼不死。对于这类大鱼，那就要用鱼钩了。 这种挂大鱼的鱼钩是特制的，用钢丝制成的，很粗很硬，足有2、3寸长。钩上都有长长的倒刺。渔民用专用的鱼线将许许多多的鱼钩和吊坠绑在1、2米长的竹竿上，竹竿中间用一根长长的绳子系在船上的固定桩上。渔船拉着鱼钩在水中来回地拖曳着，鱼一旦碰到鱼钩，出于本能会拼命地挣扎着，殊不知这鱼越是挣扎那滚到身上的鱼钩也就越多，所以这种鱼钩就叫“滚钩”。 不管多大的鱼，如果不幸挂上了滚钩，那一定是在劫难逃了。 滚钩经常滚着大鱼，当然，滚得最多的鱼还是黄鱼。 黄鱼是一种比较奇特的鱼，其形体如纺锤状、尖头、口在颌下方。因其背部颜色为绿黄色，故名黄鱼。 黄鱼的学名叫鲟鱼，是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的物种，距今已有一亿多年，是目前世上存活的最古老的脊椎生物，故有长江“活化石”之称。 据说鲟鱼还有一个可贵之处，那就是它的“爱国情结”。 有外国人曾想将它们移居到自己国家的江河内，以繁衍后代。但鲟鱼却总是恋着自己的故乡，只要有可能，它都要不畏艰险，千里迢迢洄游到中华这块生它养它的地方。所以人们就给这种鱼冠上了“中华”二字。 黄鱼很大，但到底有多大？在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顺口溜：“生在黄鹤楼，长在五矶头，身背千斤肉，死在陶四六”（陶四六传说是街上以前一个专门捕杀大黄鱼的渔民）。至于黄鱼是否有千斤重，我没有见过，但要说500、600斤重，3、4米长的黄鱼倒还是见过几次。 在宽阔的江面上要想捕捞到如此的庞然大物可非易事。黄鱼一旦被滚钩挂住就会拼命地挣扎起来。鱼在水中的力气是非常大的。俗话说：一斤鱼，十斤力。数百斤重的鱼拼起命来其威力可想而知。渔船常常被鱼拖得象箭一样狂奔。这个时候渔船是最危险的，如果掌握不好就会有船翻人亡的危险。有时渔船被鱼拖行达10、20公里，费时2、3个小时。最终，黄鱼筋疲力尽、奄奄 一息，渔民这才将鱼拖出水面，用粗绳子捆绑在船侧，高高兴兴地回到岸边。 最热闹的时候到了，大人小孩子们打着号子奋力地将鱼拖上岸，凡出力者每人都能得到一砣2、3斤重的鱼肉，这种鱼肉看起来很油腻，但吃起来鲜嫩爽口。 1962年，情况有所改善，大食堂取消了，粮票又开始发了，市面上的食品也逐渐多了起来。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那操劳了一生的奶奶却在这个时候离世而去。 奶奶出生于封建社会，是个小脚，俗称“三寸金莲”。人们说，“三寸金莲”的女人是最贤惠、最温柔的女人。奶奶也是比较贤惠、温柔的。但有个例外，当她面对她的儿媳——我们的母亲时，她又是比较强势的。 奶奶的强势主要源于我母亲那“卑微”的身份——童养媳。
四、母亲
我的母亲究竟出生于何地？出生于何家？姓氏名谁？母亲不知道，我的父辈们也不是很清楚，唯一知道我母亲身世的是我外公，但外公已于半个多世纪前突然去世。于是，母亲的身世就成了一个永久的谜。 为了解开这个谜，母亲、父亲、舅舅和其他长辈们常常聚在一起进行回忆和交谈。 但由于事隔久远，最终也只形成了一个个支离破碎的镜头。 大约是在1932年，一个姓张的中年木匠从湖北新洲来到安徽芜湖一带做活，当他来到一个湾子时，突然一对中年夫妇将一个正在哭哭啼啼的小女孩牵到他面前，这对夫妇眼里噙着泪水告诉他，他们家已有一群孩子，本来生活就很困难，近几年又连续遭了水灾，湾子里已出现了饿死小孩的事情，他们实在养不活这小女孩了，求求木匠师傅发发慈悲，将小女孩带走，给她一条生路。 木匠师傅迟疑着，他的家庭也很困难，上有60多岁的老母，下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幼儿。可是看着这对苦苦哀求的夫妇，望着这个面呈菜色，年约6、7岁的小女孩，他又不忍心拒绝。思虑再三，他最终还是决定带走这个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后来就成了我们的母亲，那个姓张的木匠也就成了我们的外公。 外公将我母亲的姓改为姓张，并给她取了个不是很好听但很有情感的名字—张顺，意即顺顺利利。 然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又怎么可能顺顺利利的呢。家里多了一张吃饭的口，这使得那个原本就生活很困难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1938年，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外公的活路也越来越少。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外公决定将年仅12岁的养女嫁出去。说是嫁，实际上是不讲条件，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行。 在离外公家乡10多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城镇叫阳逻镇，镇上有一户姓夏的人家，夏家有兄弟三人，老大已成家，老二和老三因为贫穷还都是光棍一条，为儿子亲事着急的夏太婆不知是从哪里打听到有人嫁女，且不讲条件，不禁喜出望外，求人说媒，两家一拍即合，决定将这女孩嫁给夏家的老三（我的父亲）。 就这样，12岁的母亲嫁给了18岁的父亲。不过，这种婚姻还只是名义上的。因为母亲尚年幼，还不能与父亲结为正式夫妻。按当地的传统习俗，这样身份的女子就叫童养媳。所谓童养媳，顾名思义，就是男女方将尚未成年的女子娶（也有的是买）回来养大，待其成年后正式成婚。 在那个年代里，童养媳的地位十分低下。洗衣、做饭，样样得料理妥当，对“丈夫”和婆婆的吩咐不得有半句怨言，对别人的欺负也要逆来顺受。 除此之外，她没有什么财权、物权，不能参与家庭的其它任何活动。 说到底，童养媳就是丫环、保姆，而且是不拿“薪水”的丫环、保姆。 母亲的身个较小，做饭时，得用小凳子垫在脚下才够得上灶台。有时不慎将热油、热水什么的溅到身上也不敢吱一声。 三九寒冬里，她将一堆堆衣物抱到湖边，用棒槌（一种长约半米，形似瓢子状，扁圆形的木棒，用以捶打衣物）敲开冰块，在冰水里清洗着。每到冬天，她那一双幼小的手都会肿成面包状。忙碌了一白天，晚上，母亲还要坐在纺线车旁纺线。母亲用那双小手将棉花搓成一根根筷子粗细的棉条，再从棉条里捻出一根细线缠在纺线车一端的木头锭子上，然后左手把着棉条，右手摇动车柄，就这样，随着纺线车的转动，一根根细线就从母亲手里抽出来了。 祖母给母亲规定的任务是每天2两线，用那种原始的工具纺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般情况下，一个熟手一整天也只能纺出5、6两线。 纺线的任务很重，而且条件很苦，一盏油灯，一间阴暗潮湿的小房，冬天像冰窖，夏天像蒸笼。 每天晚上，母亲就在这间小屋里纺线。饿了，胡乱咽点东西，困了，闭一下眼，然后再接着纺。 街坊们都很羡慕夏家，羡慕夏家有个好媳妇。她们说夏家的媳妇很吃苦，也很坚强，从未看到她休息过，也从未听见她哭过。 然而她们又哪里知道，这个年幼的女孩又何尝不想休息一会儿呢？她又何尝没有哭过呢？ 当她看到别的孩子依偎在母亲身边撒娇时，她哭过；当她看到别的孩子在嬉笑打闹时，她哭过；当她看到别的孩子背着书包欢快地上学去时，她哭过；当她看到别人的家庭团团圆圆、共享天伦之乐时，她哭过。但她知道自己的地位，她知道自己与别人不一样，她不能，也不敢休息，当然，她也不能当着他人的面哭出声来。 苦难的童年，使我母亲的性格变得十分内向、逆来顺受、与世无争。 1942年，16岁的母亲和父亲正式成亲了。自从父母成婚后以及我们这群孙女孙儿们的相继到来。奶奶对母亲的态度也有了改变。不仅如此，她还挑起了照看这一大群孙儿孙女们的重担。 奶奶这一走，家里顿时象塌了半边天似的。 父母亲早出晚归，家中有6个小萝卜头，最大的姐姐15岁，最小的弟弟还在摇窝里，嗷嗷待哺。无奈之下，姐姐只好含着泪水辍学在家照顾着5个弟弟。 当然，姐姐最重要的责任还是照看好我们那个出生才几个月的小弟弟。 那一天，姐姐正在摇摇窝，摇啊摇，由于实在太劳累了，她睡着了，在迷迷糊糊中，她突然听到小弟弟的惨叫声，她忙睁眼一看，不禁大惊失色，原来家里养的那头大母猪，可能由于饿急了的缘故吧，竟然将摇窝拱翻，正用它那硕大的口叼着弟弟的衣服，一边哼着一边将弟弟放在地上使劲的拖摔。 姐姐急了，她象疯了般猛地扑了上去，一边用棍子死命地打猪，一边抓着弟弟的衣服使劲地往外拽。弟弟终于拽出来了，谢天谢地，由于正值冬天，弟弟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衣有些破损，但弟弟的身体却完好无恙 。 母亲回家后听说此事，她搂着姐姐，抱着弟弟整整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她没有去上班，她放心不下她的孩子啊！ 但是第三天，母亲还是去上班了，毕竟这群孩儿还等着她赚钱回家，还等着她带回来的那个馒头。 1964年，积劳成疾的母亲终于病倒了。母亲得的是胸膜炎，是在她的第8个孩子（姐姐前面本还有一个哥哥，只是出生不久因病夭折了）尚未满月时得的病。那时，我们镇上没有医院，父亲只好赶紧将母亲送到武汉市立第一医院。 父母走后，照顾小弟弟的事就落在了姐姐和我的一个刚过门的堂嫂身上。由于家里穷，无钱买奶粉，姐姐和嫂子只好每天熬米汤喂小弟弟。后来小弟弟又得上了哮喘病，一两个月后，小弟弟不幸夭折了。他死时全身都是皮包骨。医生说，这孩子是营养不良死的。 在得知小弟弟夭折的噩耗后，母亲几乎昏了过去，她肝肠寸断，痛不欲生，整天以泪洗面。再加上母亲身在异地它乡，孤独无助，经济拮据，虽说药费可以报销，但生活上却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这一切，使母亲几乎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希望。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吧，就在母亲痛不欲生的时候，母亲的病房里来了一位也是患胸膜炎的病人，她姓蔡，我们叫她蔡阿姨。蔡阿姨在汉口工作，她性格开朗、豪爽。她见我母亲可怜，总是劝她、开导她。在她的感染下，母亲的精神状况有所好转，两人之间的交流也多了起来。在交谈中，蔡阿姨告诉母亲，她的老家也在新洲，她和我们竟然是老乡。 同是来自于一个家乡的异乡人，同是一个病房的病友，而且是同病相连，两人的年龄又相差无几（蔡阿姨仅比我母亲小四岁）。这使得蔡阿姨和我母亲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蔡阿姨家中的条件较好，丈夫在汉口一个事业单位工作，家中只有一个女儿。每当家里送来好吃的东西时，蔡阿姨都要给我母亲留一些。到后来，蔡阿姨家干脆每次送两份饭菜，一份是蔡阿姨的，一份是我母亲的，俨然将我母亲当成了一家人。 在蔡阿姨全家的关照下，我母亲的病情逐渐好转起来。蔡阿姨是先出院的，她出院后一家人还是经常到医院来看望母亲。 这年的年底，母亲终于出院了。她离开了汉口，但她从未忘记蔡阿姨一家对我们的恩情。她总是对我们说：“孩子们啊，蔡阿姨一家有恩于我们，你们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可都不能忘记他们啊。” 母亲的嘱托我们永远牢记在心，直到2017年蔡阿姨最后去世，53年来我们两家仍然是来来往往，互帮互助，从未间断。 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五、学费
1966年，我小学毕业，眼看就要读初中了，但学费还没着落。 那时候，家里很穷，父母亲每月共七十多元的收入，养着八张嘴。尽管为了我们能读上书，姐姐已经辍学，但家景仍然十分拮据。 生活尚且如此，哪还有钱读书呢？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读书，那只有一条路，自己解决学费。 凑巧，机会来了。 镇上的畜牧场里有一批老弱病残的牛要送到汉口肉联加工厂去宰杀。这批牛如果用船运送费用很高，畜牧场决定走陆路。但走陆路既没有汽车又没有公路，故只能沿着长江防汛堤步行到汉口。步行到汉口的条件是每人送三头牛，工钱按公里计算，一公里一角钱，总共三十二公里，计三块二角钱。 三块二角钱，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数字，它足够交我一学年的学费（学费2.7元）。 于是，为了能读上书，14岁的我第一次走上了挣钱之路。 那是一个夏天，凌晨12时我们就离开了畜牧场。一行6人，除了场里带队的柳师傅外，其他5人都是相差不大的萝卜头。夜间空气凉爽宜人，加上我们都是第一次和牛直接打交道，颇有些新鲜感，一路上有说有笑。牛的状态也不错，走起路来较为轻松。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已走出了约一小半的路程。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太阳的升温，饥饿和疲惫逐渐向我们袭来。牛群也走不动了，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见此情景，柳师傅让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我们吃着各自携带的炕饼、红薯之类的干粮，牛群则在江堤上啃着绿油油的青草。 吃饱了肚皮，恢复了精神，我们又上路了。这回柳师傅对队伍进行了调整，将那头身体状况相对较好的水牛放在队伍的最前面，作为开路先锋，由他亲自掌管着。 约莫走了两个多时辰，队伍又慢了下来。在炙热太阳的照射下，牛都变得无精打采，左摇右晃，特别是那几头有病的牛，更是步履蹒跚，举步维艰，任凭竹条在身上抽打，就是半天挪不了一个窝。我们全身也都象散了架似的，疲惫不堪。那双本来就裂着口子的布鞋里不时地钻进一些沙土、碎石什么的，脚板上打起了不少的血泡，双腿象灌满了铅似的，迈不开步。队伍越拉越长。 柳师傅一看恼火了，说是照这样下去，恐怕一天都到不了肉联厂，再说这些牛也拖不得，万一有头把牛死在路上，别说拿不到工钱，恐怕还得赔偿。 柳师傅的话令我们不寒而栗，我们面面相觑，万一……。于是，我们咬了咬牙，强打起精神，艰难地向前挪动着。 好不容易走到了谌家矶。这里是个渡口，一条宽约20、30米的小河横亘在眼前，牛儿只能一头一头地用小木划子渡过去。我的3头牛已有两头安全地渡了过去,但最后一头老牛却死活不肯上船。于是，我们大家伙只得前拉后推。好不容易将牛的两只前腿挪到了船上，谁知后面有个小伙伴在斜坡上滑了一跤，这一滑不打紧，手一松，那牛竟然掉进了河里。见状，我们顿时一阵紧张。好在那头牛的牛鼻绳还在我手中，我紧紧地拽着它。再说牛天生就会游泳，总算有惊无险地到达了对岸。 过了渡口，也就进了汉口地界。从这里到肉联厂也就只有咫尺之地了。不过不要小看这咫尺之地，俗话说“行百里半九十”。最后的百分之十的路程则是最艰难的。 为了应对这咫尺之地，我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休息一会儿，将最后的一点干粮全部吃完，将最后的一点水全喝干净，大有破釜沉舟之势。牛儿也在这水草茂盛的地方大快朵颐。这可能是它们的最后一次午歺。看到这吃得欢快的牛儿，我不禁有点心酸。 养精蓄锐后，我们振奋起精神，高举起竹条，用工钱的诱惑来战胜自己，用武力、用痛苦来驱赶着这群可怜的动物。 经过了12个小时的拼搏，我们终于拿到了那3块2角钱。 我有学费了，可以上学了。可是当我拿着学费要到学校报名时，学校却告知不收学费了，因为那年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
六、文化“革命”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们兄弟几个被迫“赋闲”在家。不过家里的事还是挺多的，比如拾柴、捉鱼、杀青蛙、摆书摊什么的，这都可以贴补家用。 当然，做得多的还是捡拾红薯。 阳逻的江对岸就是江南，也就是武汉的青山区。这里土质肥沃、松软，很适宜种植红薯。也许是生活条件较好的缘故吧，这里的人们比较大方。当收获红薯时，他们都只挖出浅表层土里的红薯，而对于埋深的红薯，人们并不专门来清理它。 当犁地翻整土地时，这些红薯都被翻了出来，由于量少且在犁地时多有损伤，人们就任由这些红薯烂在地里当肥料或任由鸟儿吃。 由于我们这里的生活还是比较困难，所以每当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孩子们就结伴相邀渡江过去捡拾红薯。 在江南捡拾红薯很容易，但如何安全地来往于大江南北却是一件难事。 在上河街码头西边不远处有一个渡口，这里有几条长不过10米的小木划子，这就是横渡长江的渡船。渡船的票价不高，8分钱。我们上船后渡船就沿着岸边朝上游划去。大约划出了2里地时艄公这才将船头斜向对着上游朝江对岸划去。 一开始小船还算平稳，但当船进入江中心时就完全进入了另一个天地。这里水流湍急、波涛汹涌，呼啸的浪头和上游漂来的一些漂浮物猛烈地撞击着船舷，发出阵阵响声。浪花飞上了船头，飞溅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小木船颠簸起伏、摇摆不定，象是浪头上的一片树叶，任凭江水肆虐着。 我们这些孩子们都生长在长江边，平时也自诩是从洞庭湖飞过来的麻雀一一见过风浪的。但当真正身临其境时，还是不免紧张、胆怯、发怵。 当然，这船上也确实有见过风浪的人，那就是艄工。只见那位艄工镇定自如，动作娴熟地摆弄着桨、舵，同时还微笑地安慰我们不要惊慌，不要移动座位。 在艄工的感染下，我们这才放下心来。 当船划到江南岸时，此时船已离上游的渡口有好几里地，艄工这才将船头转向朝上游划去。 由于长江的险恶和气候的变化无常，每次渡江时都会有意外和困境出现，不过有这些见过风浪的艄工在，我们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有惊无险。 相对于检拾红薯来说，捡拾西瓜皮就轻松多了。 我们家有几口大缸，母亲用它们来做泡菜，什么老黄瓜、老茄子、老萝卜、包菜、高脚白菜等等。家里没有什么菜时就抓上一碗。特别是冬天，天寒地冻的，市面上很少有菜卖，即使有也很贵。这个时候如果有一碗泡菜，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其实，那几口大缸里泡得最多的还是西瓜皮。因为西瓜皮不要钱，可以到处捡。 在阳逻街上是捡不到西瓜皮的，因为乡邻都吃瓜皮。 汉口是个大城市，富饶之地，那里的人们只吃瓜瓤不吃瓜皮。于是乡亲们就挑着两只大箩筐成群结队地搭轮船到汉口捡西瓜皮，我们一帮小孩也挑着两只小竹篮紧紧跟随着。 在汉口捡西瓜皮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说是“捡”，倒不如说是“挑”。那卖西瓜的地方都有几只大筐，人们吃完西瓜瓤后就将西瓜皮扔在里面。那摊主们都很精明，一看见我们这些挑着大筐小篮的人就知道我们是来捡瓜皮的，忙招呼我们赶快将西瓜皮挑走。这一来是为了环境卫生，二来也帮他们免了倒垃圾之苦。所以有的摊主还会犒劳我们一块西瓜。 除了捡西瓜片外，我还常常跟着哥哥去采摘菱角。 记得第一次出门时天还未亮，月亮高悬，星光闪烁。尽管觉还未睡好，但第一次出远门采菱，心情很兴奋，一路上欢喜雀跃，蹦跳不停。也不知走了多远，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个大湖边，只见桔黄色的朝霞喷射在水面上，给湖面罩上了一件黄色的外衣，金灿灿，光熠熠，水天一色。 哥哥告诉我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地方。这个湖叫“柴泊湖”，但因为它长有很多菱角，所以我们又叫它“菱角湖”。望着茫茫浩瀚的湖面，我不禁为之咋舌，好大的湖呀，它比我们门前的长江几乎差不多宽。 我在欣赏湖面，哥哥忙去租船。摘菱角的人很多，晚了可就租不上了。哥哥用两毛钱租了一只“小船”，这哪是船呀，是一个高约一尺，直径约一米五左右的大木盆，盆内有两只小板凳，一对小木浆，我们先将箩筐、篮子放进去，然后再慢慢爬进盆内，嗨，真新鲜，晃荡倒还不怎么厉害，可就是有点旋转。 哥哥告诉我，划这种木盆可不比在家划小木船，如果两边用力稍不平衡，木盆就会原地旋转，不能前进。 哥哥划盆的技巧是比较娴熟的，木盆在他的控制下慢慢地向前移动着。 前面渐渐地出现了一片片漂浮物，这就是菱叶。叶子是紫红色的，上面有几道花纹，中心部分略成圆形状，四周伸出很多锋尖来。我伸手抓了一把叶子，呵，好沉啊，原来叶子下面还牵着一根根长藤，长藤上又生出许多根须来，这些藤根的方位并不固定，随波而定，因而，无计其数的藤根交织在一起，造成根深蒂固，盘根错节。 每根根须上都挂着好几串菱角。菱角有一个角的也有两个角的，但最多的则是四个角的。菱的颜色和叶子一样，也是紫红色的。剥开外壳，里面安安稳稳地睡着一粒白精精，胖呼呼的菱仁，看到那娇嫩的肤色，喉管里就会不由自主地流出唾液来。放在嘴里一嚼，嘿！又香又脆，简直可以和那扬名遐迩的烟台苹果相媲美。 在采菱过程中常常有令人刺激的时候，一次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翻动着藤须，突然感觉到手上抓到了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我惊叫一声，手本能地缩了回来，与此同时，水面上翻起了一个大大的浪花，一条鱼的尾巴翻出了水面，原来我抓在了一条大鱼的身上。 当累了的时候，直一直腰，吃上几粒鲜嫩的菱角，看一看那美丽的湖景，碧绿的湖水，红色的菱角叶，移动的木盆，还有那不时传来的采菱人的嬉闹声和悦耳的歌声，那情景令人心旷神怡。 采菱很有趣，但是也很辛苦，特别是时近中午，身子渐渐感到有点疲倦。卷曲在这弹丸之地，佝偻着身子，日曝水蒸，也实在是叫人怪难受的。好在穷人家的孩子已习惯了这些。每当滿载而归时，那一天的疲劳立马烟消云散。 作为孩子，是最容易冲动的。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影片中说的是一个小孩子从小喜欢骑马，长大后当了一名骑兵，那派头，啊！雄赳赳、气昂昂，令人羡慕不已。从此以后我就常常做梦，梦见自己当了骑兵。 要当骑兵就得从小学骑马，可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别说是马，就是骡子、驴子的也是凤毛麟角。 那一天，我正在街上边走边胡思乱想，到哪里去找一匹马呢？想着想着，猛不防被迎面冲过来的一头大肥猪撞了个仰八叉。我“气急败坏”地从地上翻起来，抓起一块大石头就追了上去，“嘿，蠢猪，我正要哭不得嘴扁哩。”看着快要追上，我愤怒地举起石头，但却没有扔出去，望着那头跑得哼哼直叫的大猪，我突发奇想，这不就是一匹马吗？如果把它骑会了那将来骑马肯定是没问题的。对，就把它当做马吧。我放慢了脚步，等到那头大猪平静下来之后，我轻轻地靠近了它，趁其不备，一个飞跃跳到了猪的背上。这头猪受到了惊吓，顿时暴跳如雷、狂跳不已，同时还扭转头来，瞪着一双圆滚凶狠的大绿眼，张开獠牙大嘴，试图向我进行攻击。 虽说我平时也经常跟猪打交道，我们家就曾养过猪，但今天的这种阵势却还是头一回见到，我猝不及防，一下子从猪背上摔下来。 这一下我更来气了，倔强劲上来了，“嘿，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我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到旁边转了转，这是一种策略，叫做欲擒故纵，我不能跟这家伙来硬的。 时间一长，那头大肥猪渐渐平静了下来，轻松地甩着尾巴和一群同类围在垃圾堆旁觅食。 看着它那悠闲的样子，我感到时机成熟了，于是我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先用手轻轻地在猪背上抚摸了一下，那头猪突然跳了一下，警觉地抬头看了看我，也许是感觉到我并没有恶意，也许是眼前的食物太有诱惑力了，它只是望了我一眼，移动了一下位置，又低头去拱食，而且边拱边嚎。 机会来了，就在这头猪放松警惕的一刹那，我一个大跨步骑上了猪背，同时双腿紧紧地夹住了猪的肚子，两手牢牢地抓住猪背上的那些又粗又硬的猪髦。任凭那头大肥猪东奔西突，狂奔乱跳，我已象蚂蝗般紧紧盯在了它的身上。 我终于彻底地征服了这头野性十足的动物，没事时我就常常骑着它，在街上狂奔。 那天我又正在街上找猪骑，迎面走来一支队伍，有10多人，一看原来是我的玩伴，他们现在不玩了，都参加了革命。他们手臂上都戴着印有“红星军”字样的红色袖章。队伍前头举着一面红旗，上书“红星战斗队”。 这支队伍的队长是个大人，姓刘，我是认识的。他原来是渔业队的一个渔民，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渔业队也成立了造反队，当时刘是造反队里的一位勤务员。需要说明的是，此勤务员非彼勤务员。勤务员的本意原是指“辛勤工作，甘愿在部队或机关里担任杂物的工作人员。”又指“为别人服务的人”。而此时的造反派们为了与官本位划清界线，体现自己的造反是为民**，是甘愿为人民服务的，故借用勤务员一名。勤务员按权利的大小又分一号勤务员，二号勤务员，三号勤务员……。 实际上这些勤务员们就是造反组织里的头头脑脑们，是领导班子成员，是发号施令的人。 由于在权利之争中失势，刘一气之下离开造反队，找来一群孩子们另起炉灶组建了“红星战斗队”。 这支队伍边走边大声呼喊着口号：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末了还来一段悲壮的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这一切都令人热血沸腾，血管贲胀，情绪激昂。再加上小伙伴们一翻鼓动。我就这样不由自主地成为了一名“红星战斗队”队员。 红星战斗队属于造反组织里的革命派、造反派，从属于“阳逻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革造”序列。与之相对应的是造反组织里的另一个派别“阳逻革命工人总部”即“工总”。造反派称其为保守派。 其实这两个组织本是同根生，曾是站在“造反有理”同一面大旗下的战友，然而随着“革命”的深入，这两个组织在指导思想上、人员结构上和利益上产生了冲突。 在指导思想上，“革造”提出的是“紧跟毛主席，彻底砸烂旧世界”，即“打倒一切”。“工总”提出的是“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落实在行动中”，反对“打倒一切”。 在人员结构和利益上，“革造”的人员结构主要是学生、非体制内人员，以及无业人员等。这些人年轻、激进，没有什么既得利益，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只有通过“造反革命”这个途径来达到自己的需求，所以人称造反派。而“工总”则不相同。其产业工人居多，体制内的人员居多，很多单位的领导往往为了自保也加入了这个组织。由于这些人往往都有些社会地位，有一些既得利益，他们不赞成“打倒一切”、“砸烂旧世界”，所以人称“保守派”。 在红星战斗队里，我参加过三次“革命行动”。 一是宣传《二八声明》。 1967年2月8日，武汉二司等造反组织夺取了《长江日报》的控制权，并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二八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省要大乱、特乱、乱透......。这个声明被造反派称之为是大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是一朵大香花。而保守派则不认同《二八声明》的观点,他们认为,所谓的《二八声明》纯粹就是一株地地道道的大毒草。于是,香花与毒草之争就成了当时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焦点。 由于地域上的原因,阳逻的文化革命运动实际上就是武汉文化革命运动的复制品,其组织形式和内容也是如此。于是,阳逻的两派也卷入了香花毒草之争。 我家隔壁的隔壁是新洲县工业局阳逻办事处，办事处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正对着轮渡码头。我们红星战斗队征用了二楼面对码头的一间办公室，然后大家轮流地用硬纸壳卷成的喇叭筒大声地宣读着《二八声明》的内容，并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二八声明是香花”。 几天后，保守派也征用了隔壁的一间办公室，他们呼喊的内容是：“二八声明是毒草”。 一时，香花、毒草，毒草、香花的喊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好不热闹。 白天如此，晚上人们也不闲着，沿河街上挤滿了人，特别是轮渡码头上的那块空旷地段上更是人头簇动、人声鼎沸，两派的人们在这里进行革命大辩论。辩论的话题除了香花、毒草外，还有什么红司令部、黑司令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三家村、燕山夜话、海瑞罢官等内容。 其实这种辩论如其说是辩论，到不如说是争吵。双方都不是温良恭俭让般的理论、辩解，而是歇斯底里般的吼叫，拼的不是说道，而是声高。辩论人个个都是唇枪舌剑 、口沫横飞、情绪激愤、脸红脖子粗，就差没有动手了。 对于这些争论的内容，我们有的听得懂，有的不大懂，不过这对于我们来说并无多大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哪里人多，哪里吵得震天响，我们就往哪儿跑，凑热闹呗。 二是“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沿河街的西端有个尼姑庵，庵里住有传经布道的尼姑。那天，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浩浩荡荡地闯进了尼姑庵，抓住了一个年长的尼姑，不由分说地往她的脖子上挂上一块写有“四旧份子”的牌子。再在她身后绑上一个拖地扫帚，然后连推带搡游街示众，名曰“扫四旧”。 三是“抄家”。 正街有个老财主，刘队长说他家肯定有不少黄金、银元、珠宝什么的，都是剥削穷苦人得来的，今天我们要把它们都抄出来。 老财主我们是认识的，有一个老伴，但似乎未见到过他们的子女。老俩口平时人缘不错，和蔼可亲、满脸堆笑、非常低调，生活简朴。虽说是剥削过人的财主，好象也没有什么人恨他。但刘队长说这都是财主们的假象，是鳄鱼的眼泪。今天我们就是要革他们的命，要把他们从我们身上抢去的东西重新夺回来。 于是我们整个战斗队，每人手拿一根竹条，浩浩荡荡地闯进了财主的家。一进门二话没说，就叫财主赶快老老实实地将珠宝什么的都交出来。 财主老夫妇一见这个阵势，顿时吓得颤颤惊惊，连忙辩解说没有什么珠宝。 看来这财主是不会老实的，于是我们翻箱倒柜开始搜屋。财主的屋子不大，两房一厅，不一会儿就将屋子搜了个遍，也没有见到什么珠宝。于是我们又找来洋镐、铁锹，在客厅里挖地三尺。但还是未见一物。 未搜查到珠宝，那气就放在了财主身上。这财主太狡猾太不老实了。于是有几个孩子用竹条在财主身上狠狠地抽了几下。其他的人则用言语威胁，那财主夫妇见状“咚”地一声跪在地上悲声戚戚地说：“东西你们可以随便拿，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但实在是没有什么珠宝”。折腾了好一阵，还是一无所获。也许是他家原本就没有什么珠宝，也许是他们先前有过，后来怕因财生祸而将珠宝扔了。现在经常有人在江里、湖里、厕所里发现了金砖、银元什么的。 我看不惯这种随意抄家、打人、侮辱人的现象。特别是见不得那比我父母亲都年长的人给我们这些毛头小子们下跪。 于是，我不辞而别离开了“红星战斗队”。 我离开红星战斗队不久，阳逻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武斗。 那一天在码头上来了一支队伍，约30、40人，据说是从武汉下来的一支学生宣传队，领队的是一位中年工人。他们是到将军县一一红安县去进行革命串联的，现准备搭乘轮渡返回武汉。 当时的轮渡是客货两用船，承担货物搬运的是民运队（非官方组织的搬运队）。 轮渡停靠在趸船旁，趸船与上岸的台阶之间用几块长长的木跳板搭着。跳板较窄，当一个人挑着担子时其他人则要停步等候或侧身而过。搬运工人挑着沉甸甸的担子走在跳板上，宣传队的学生们也来到了这里。搬运工要求学生们让一让，但这些不可一世的革命红卫兵岂能是几个搬运“苦力”说让就让的。反过来，他们要搬运工放下担子让他们先过。要知道几百斤重的担子落下挑起都是很吃力的。学生们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搬运工的拒绝。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红卫兵见遭到搬运工的拒绝就来气了。再说阳逻只是一个镇，对于大城市的人来说，这里就是乡下。对于乡下人，城市人天然就有一种傲慢、不屑一顾的心态。于是，他们仗着人多势众，竟然推推搡搡动起手来。 不知道这些学生在其它地方遇到个类似的情况没有，不过今天，他们可是做房子请了篐桶匠——找错了人。 别看民运队人数不多，但个个身强力壮，孔武有力。特别是队里的那个叫癞痢的，更是人高马大、年轻气盛。其实这个癞痢也是造反派，他不仅是造反派，还是造反派中的特种部队一一敢死队的队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癞痢算得上是敢死队的铁杆队员。据说，不久前这个癞痢谈了个女朋友，是附近农村的。那天，癞痢上门，女方家人都很高兴，其父母也同意了这门亲事，但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要癞痢退出敢死队。这一下癞痢不愿意了。尽管女朋友千般劝，准岳父母万般说，但癞痢就是不为所动。说到情急之处，癞痢跑到外面捡来了一块石头放在女方的客厅里。一切都没有了回旋余地。因为按照当地的习俗，如果有人将石头丢在他去的那家客厅里，那就意味着这个人的心如同石块一样死心，从此不再往来。 当然，学生们并不知道搬运工的底细，只认为是乡下人好欺。谁知情急之下，这些搬运工放下货物，抽出扁担，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的是，搬运工用的扁担可不是一般的扁担，它不是用竹子做的，而是用梨木什么的杂木做的。这种杂木做的扁担耐重力、弹性好、光滑锃亮，负重200、300斤不是问题，其形状是中间厚两端薄、微翘，沉甸甸的，足有20多斤重。这种淡黄色的扁担一旦横端在手，其势不怒自威。见状，学生们纷纷解下腰间的军人专用的武装皮带进行抗衡。 学生们虽说人多势众，气势汹汹，但当那几根沉甸甸的杂木扁担挥动起来时，他们顿作鸟兽散，本能地纷纷向码头上退去。搬运工由于恶气未出，紧追不舍。 码头上有很多人，有卖菜的、摆摊的、围观的。学生们跑到码头上后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抢过卖菜人的扁担、菜筐、蔬菜，抓起摆摊人的茶水杯及装满开水的热水瓶进行反击。 本来这些卖菜、摆摊、围观的人都是局外人，平时他们对造反派也有一些看法，但那些看法只是乡亲邻里之间的事。现在学生抢了他们的东西，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再说，人天生就有“兄弟阋于墙 外御其侮”的情结，于是有人自发地加入了民运队的队伍，有的人在那里呐喊助威：“打呀，打呀，打死他们”。一时“群情激愤”、“同仇敌忾”。 这些学生孩子们哪见过这种阵势，再说他们本就势单力薄，人生地不熟。一些学生吓傻了，浑身颤抖、不知所措。一些学生被打得鼻青脸肿，打怕了。不一会儿他们就停止了抵抗。 学生们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但那位不知死活的工人队长，却还在疯狂地边挥动着武装皮带边向码头对面的小巷街跑去。 “站住”、“站住”，后面的人边追边喊。恰逢阳逻敢死队的程队长路过这里，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把手枪别在腰里，见状，他拔出手枪就追了上去。虽说有枪，但可不能随便开哟。小巷街道很窄，两边都是住户，来往人多，在这里用枪是很危险的。 追着，追着，从正街通向小巷街的丁字口处拐进来一个挑水的人。挑水人看见前面有一个陌生人径自朝自己跑过来，而后面追赶的搬运工们边跑边喊“拦住他，拦住他”。挑水人见状，放下水桶，抽出扁担，待陌生人跑到跟前时，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啪”的一声，那根扁担横砍在工人队长的左小腿上，只听见“啊”地一声惨叫，那队长的小腿上已是皮开肉绽，一节雪白的小腿骨露了出来。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位工人出生的队长受到如此的重伤竟然没有倒下，而是跛着左脚向右拐进了一户住户家。住户家的后面是驳岸，2、3米下面是魏家湖。魏家湖很宽，约有一里路左右。对岸是一处比较荒芜的地方，人一旦过了湖，再想抓捕就很困难了。 这位工人队长跑到驳岸边径直跳进了湖水里。待追赶的人赶到时他已经游出去10、20米。见状，程队长举起枪大声喊道：“快游回来，不然我开枪了。”此时的工人队长已是老虎拉大车——不管那一套。“砰”，程队长开枪了，子弹在工人队长的前面不远处激起一片水花，工人队长怔了一下，但没有停下来。 “砰”，又是一枪，这一枪更近了，工人队长犹豫了一下，但他还是鲤鱼吃秤砣——铁了心要逃，他继续游开去。 这时候程队长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再不回来，我可要打头了”。听见警告声，工人队长回头看了看，那黑呼呼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脑袋，再看看前面，茫茫无边，况且自已已身负重伤，身力不支。他知道自已已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面对着死亡，这位顽强的队长终于退缩了，他犹豫了片刻，最后只得乖乖地游了回来。 经过一番训斥羞辱后，搬运工们放走了学生，但将他们那位受了重伤的队长关在了派出所。 第二天，武汉方面派人前来沟通。谈着谈着，双方竟然话语沉重、惺惺相惜。原来双方都是造反派，一家人，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于是，一股“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掀起了。 大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实际上大大扩大化了。所有的当权派，哪怕只是负点小责，管几个人的人都成了批判对象。 我的父亲，一个车间主任 ，也不能幸免。 父亲成了批判对象，所不同的是在批判会上，其他人胸前挂的是“走资派”的牌子，而我的父亲胸前挂的牌子上却赫然写着“汉奸”两个刺眼的大字。 说到汉奸，那可真是一个“莫须有”式的欲加之罪。 父亲年轻的时候迫于生计，经人介绍到日本人运输木材的船上当帮工，这个帮工不拿薪水，只糊一张嘴巴，稍带赚点剩菜剩饭。在当帮工期间，父亲曾两次遭遇过生死之险。 抗战初期，一次船到汉口集家嘴，由于水流湍急，船颠簸厉害。父亲不慎摔入江中，幸好被同船的一位日本人救起。抗战末期，商船在洞庭湖被飞机炸沉，父亲被**气浪抛入湖中，所幸有惊无险，死里逃生。 然而就是这样一段生死经历，现在竟然被定成了“汉奸”，成了批判的对象。 批判在逐步升级。开始时还是口诛笔伐的批，后来变成推推搡搡动手动脚的斗，再后来升级成抽耳光，拳打脚踢。甚至用两个人架着你，将你的头使劲地往下按，同时将两只手用力地从后背直接向上掰，掰得你骨头直发响，掰得你疼痛至极，惨叫不断，此式名为驾飞机，驾的还是直升飞机。 造反派一面对“走资派”进行无情的批斗，一面动员群众检举揭发走资派的罪行。 即便如此，父亲的“汉奸罪行”还是没有人揭发检举。因为父亲当年的“汉奸”情景很多年长一些的人都经历过，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再说父亲的这个车间主任可是做出来的，父亲年年都是厂里的先进生产者，多年来都是县里的“十好党员”。1963年他还作为全县唯一的劳动模范参加了湖北省的群英会，并赴庐山疗养，为全县人民争了光。也正因为如此，父亲在无休止的批斗中真正作为批斗对象的时候不是很多，更多的是陪斗。 没有人检举父亲，但厂里的一名“走资派”却被人揭发了。 砂石厂有一位姓王的工区主任，妻子在织布厂工作，母亲打理着一个小饭馆，家里还有一个尚未成年的养女。由于王主任夫妇自己无子女，故全家视养女如同己出，疼爱有加。养女长得很漂亮，也很文静、孝顺，一家三代四口人，家庭殷实、和睦，令人羡慕。 也不知为什么，有那么一天，养女去参加她爸爸的批斗会。在批斗过程中她突然走到会场中心，“大义灭亲”地指着她爸爸说：“你是特务”。 此言一出，四座哗然。人们都惊愕的张大了嘴巴，瞪圆了眼睛，连王主任也惊呆了。 王女又说：“很久以前，我曾看见家里有一台机子，手摇的，摇动的时候还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现在想来那应该就是发报机什么的，只是现在没有看见那台机子了”。 “发报机”？家里有发报机，那不就是特务吗？造反派顿时欢喜若狂，大喜过望，终于揪出一个特务，这可是多大的功劳啊！ 王主任闻之女儿说到发报机的事到放下心来。 “那哪是什么发报机呀，那是一台老式破旧的手摇电话机”。 “什么？电话机？哪电话机是从哪里来的”？ “我的家里不是开了家小饭馆吗，也不知是什么人吃完饭后丢下的。” “那电话机呢”？ “好长时间也没有人来找，搁在家里也碍事，再说我们也用不着，于是就把它当破烂处理了”。 “处理了？说的轻巧，看来你是不想交代吧，既然你说是电话机，那你女儿怎么说是发报机呢？” “她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她哪儿分得清电话机、发报机的。” “不许你诬蔑我们的革命小将”。 “看来你这个特务是不会老实的”。 无论王主任如何辩解，造反派就是认定他家藏有发报机。于是造反派到王家去抄家，但仔仔细细抄了3遍，甚至在认为有嫌疑的地方挖地三尺，但始终未见到“发报机”的踪影。 没有电话机，王主任真是百口难辩，现在是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一一不是屎（死）也是屎（死）了。 找不到“发报机”，王又不承认，那造反派还不火冒三丈， 看来只有对这个“顽固不化”的“特务”进行批斗升级了。 那是1967年初夏的一个晚上，天阴沉沉的，空气中湿气很重，人感到非常压抑。父亲又被叫到厂部去开批斗会。 厂部与我们的家仅一湖之隔，当开批斗会时，那被批斗人的惨叫声就会通过湖水清晰地传播过来。每当此时，母亲就会把我们一群儿女叫到身边，紧紧地抱着我们，她害怕，害怕那里面可能有她丈夫的声音。 那天也不例外。 所不同的是，那天的惨叫声只听见王主任一人的声音，那声音是撕心裂肺地惨叫声。在黑夜中，这种惨叫声很恐怖，很令人心寒。 惨叫声持续了约个把小时，声音由高到低，由强到弱，最后嘎然而止，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父亲终于回来了，一进门就扑倒在床上大哭起来，一边哭还一边痛骂：“这些丧心病狂的杂种们，太残忍了”。父亲是从来不骂人的，也是从来不哭的，这还是第一次。 好半天，父亲才慢慢恢复平静，他详细地讲述了当天的批斗情景。 父亲他们一进会场就感到气氛有些不对头，平时都是闹哄哄的，而今天则是异常地严肃，在会场中间，竟然还有两根长绳绕梁垂下，“这怎么啦，这是要吊人吗？” 批斗会开始了，造反派首先厉声问王主任：“你到底交不交出发报机？” “那真是台电话机，不是什么发报机。”王主任还是一个劲地辩解着。 “看来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 随后造反派面对会场的群众问：“你们说，对这样的顽固派、走资派、特务该怎么办？” 有人喊道“吊起来。” 于是造反派就用那两根长绳子绑在王主任的双手腕上，另一端的人用力一拉，王主任就被吊在了半空中。 见此情景，所有的被批斗对象都不寒而栗，要知道对他们而言，造反派的手段，如侮辱、谩骂、抽耳光、挨竹条，以致驾飞机，这都见过也领略过了，但把人吊起来，这还是大姑娘坐轿——头一遭。 王主任被吊在空中，大汗淋漓痛苦万分，他百般哀求造反派将他放下来。而此时造反派关心的并不是王主任的痛苦，而是那所谓的发报机。王主任虽然被吊在空中，但他还是一口咬定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发报机。 见这一招未达到目的，造反派又使出了更残忍的手段。 在僵持了约半个多小时后，几个勤务员嘀咕了一下，他们突然将王主任放了下来，见王主任被放了下来，被批斗者们都松了一口气，认为批斗会该结束了。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只是老鼠拖木锨——大头还在后面。 造反派解开王主任手腕上的粗绳子，却又用两根细麻绳紧紧地绑在了王主任的两个大拇指上，然后再把人吊了起来。 这一招实在太残忍了，要知道王主任身个很大，体重近180斤，他被吊离地面的那一刹那不由自主地“哎哟”惨叫一声。 被批斗者们都把头低了下去，不敢直视。 看来这是要把人往死里整呀！ 有心善的人急忙偷偷地跑去告诉王母，这位年近7旬的老母亲听后边哭边迈着三寸金莲小足踉踉跄跄地跑到批斗会场。 王主任见到母亲来了，忙用微弱的声音说：“娘，快救我......。” 王母见到儿子如此惨状，大叫一声：“我的儿啊，”一下子紧紧地抱住儿子的双脚，用力向上顶，以减轻儿子大拇指上的压力。 王母一边用力的顶着儿子的双脚，一边苦苦地哀求造反派放下她的儿子。可造反派非要他们交出发报机的下落才可放人。 上面是奄奄一息的儿子，下面是苦苦哀求的母亲，不少围观的群众都流下了眼泪。 终于，老人受不了啦，眼前一黑，双手一松倒在地上，人事不醒。如此同时，吊在空中的王主任也一声惨叫昏了过去。 “那后来呢”？我们急迫地追问父亲。 “他们母子俩被人抬回了家”。父亲沉重地说。 再后来我们知道的是，三天后，王主任含冤而去，三个月后王母也撒手西归，伴儿而去。 至于王家的那个养女，自从她向造反派揭发她父亲有部发报机后就不见踪影，她离开了王家，离开了阳逻。从此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 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就留下了王主任遗孀一人，孤苦伶仃，好不凄凉。 1967年8月2日，在阳逻的江边上突然涌来了许多哭哭啼啼的人群，他们沿着江边在寻找什么。一打听得知一个惊人的消息，这些来自武汉的人在寻找他们的儿子；寻找他们的女儿；寻找他们的亲朋好友。昨天，就在昨天，他们的亲人们在造反派组织的“八一胜利大渡江”活动中失踪了。 8月1日，是造反派庆祝胜利的日子，因为他们的对立面—百万雄师（其前身为武汉革命工人总部，势力很大，鼎盛时据说达百万之众，于是人们借用毛主席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诗句改名为百万雄师）因在7月20日攻击了中央派来武汉了解文革情况的“中央代表团”而被中央定性为震惊中外的“7.20反革命**”（1967年7月20日以前，百万雄师的势力日益强盛、蒸蒸日上。而造反派势力已成强弩之末、江河日下。造反派在地方得不到支持，然而在北京却得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支持。7月中旬，中央官员谢富治、王力等人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来到了武汉。他们公开支持造反派，称其为革命左派。并指责由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并给武汉军区定下了其“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结论。“中央代表团”的表态激起了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部分战士的无比愤怒。7月20日，愤怒的人们冲击了“中央代表团”的居住地——东湖宾馆，并殴打了王力等要员们。此事件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中国最高领导层。为此，中央将此事件定性为“7.20反革命**”）。百万雄师被解散了，很多人遭到了惩处，造反派大获全胜。于是，他们决定于8月1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渡江活动，以示庆祝。 此次渡江活动的路线是按惯例从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下的汉阳门码头下水，横跨长江，到汉口滨江公园一带上岸，全程1600米左右。 长江，自古就有“天堑”之称，江宽水急。汉阳门波涛汹涌，江中心急流呼啸、浪花飞溅。又由于长江大桥江墩的作用，漩涡众多，险象环生。 面对如此般的天堑，为了保障运动员的安全，以往历届渡江组织者都是要作很多准备工作的。如制定渡江方案；选拔渡江运动员；组织渡江训练；准备救生器材。在正式渡江前还要组织一次试渡。 然而此次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胜利来得太突然，曾经被压抑的革命激情顿时像火山一样爆发，胜利冲昏了头脑，人们失去了理智，革命者们急于想用一个万众瞩目的壮举来庆祝这场伟大的胜利。 8月1日是个好日子，它离毛主席“7·16”畅游长江一周年的日子很近，可以籍此以作纪念。8月1日还是**革命军建军日，如果能在这个重要的纪念日里征服万里长江，对革命造反派来说，无疑是一个鼓舞人心，激发斗志的壮举。 由于时间紧迫，已无暇它顾，什么准备工作，一切都免了，革命者无所畏惧。人们被仓促地动员起来，只要你愿意参加谁都可以来。 于是在8月1日这天上午，5万（这个数字听起来确实有些令人震惊，也令人质疑。当时人们对参加渡江人数的表述是“成千上万”，但到底是多少？并无一个具体的数字。若干年后，武汉市政府在滨江公园建起了一个“武汉横渡长江博物馆”。馆藏资料对于1967年的渡江活动介绍中仅只有一个数字：“参加人数：50000”。这个数字远大于武汉自1956年组织渡江活动来共11届参加人数的总和。是头一年参加渡江人数的整整10倍）渡江人聚集在武昌桥头堡下。 其实，武昌桥头堡下并不是一个很宽敞的地带。它只是一条宽约30余米的沿江大道和宽约10多米的民主路交汇的丁字路口以及道路两旁的人行道和些许休闲地带。5万人聚集在这逼仄的地方，淹没了丁字路口、淹没了人行道和休闲地带、淹没了沿江大道和民主路的延长线。 按安排，下水的时间定在9时。然而9时尚未到，人群就开始躁动起来。天气炎热、酷暑难当、人群拥挤、烦躁难安。再加上没有严密的组织，参加者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于是就有队伍开始自发地朝下水口走去。 见此状，渡江组织者忙用高音喇叭叫喊，要求人们不要走动，听从指挥。 然而已经动起来的人群哪还能停得住脚步。 一开始还能看得见人跟人，队跟队，可不大一会儿，队伍混乱了，人群争先恐后地向下水口涌去。前面下水的人还没来得及浮出水面，后面的人就压了上去，人压人。那些在江边尚未下到水里的人急了，拼命地大喊：“不能挤了，不能再挤了，再挤就要出人命了。”然而这喊声被巨大的嘈杂声所淹没。 后面的人群不明就里，继续蜂拥而下。 俗话说，祸不单行。 下水口出现险情，在下水口的一侧，更大的灾难正在形成。 失去控制的人群就象已决堤的洪流，它冲击着下水口，也冲击着下水口两侧的安全防护栏。突然，一侧口径为100毫米的铸铁防护栏“咔嚓”一声折断了，猝不及防的人群，包括一些围观的群众顿时成排成堆象下饺子似的掉下了2、3米高波涛汹涌的江水里。如果说在下水口是人挤人、人压人的话，那么在防护栏下面则是人砸人、人摞人，其场面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有人惊叫着：“死人啦，死人啦”！然而此时此刻，要想控制住这已失去控制的场面，回天无力了。 惨剧就这样发生了。 此次惨剧到底死了多少人？有说100多人，有说200多人，有说300多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官方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此次死亡的人数一定骇人听闻。社会上传闻最多的是300多人，也许这是个较接近真实的数字，至少有一点可作佐证。 当时横渡长江的队伍里有一支仪仗队，这个队伍由红水院（水运学院）的大学生组成。要知道因为经常跟水打交道，所以这些大学生的水性都很好，也正如此，渡江组织者就安排由他们组成仪仗队。然而就是这支水性很好的仪仗队，事后清点人数，少了40多人。 惨剧发生后，造反派组织打捞尸体。据传有一条小木划子1小时就打捞出7具尸体，有的尸体还是相互抱在一起的。但由于下水处水流湍急，大部分尸体都被江水冲走了。 阳逻这个地方江阔水缓洄流多，上游漂来的尸体一旦进入了洄流就会停留在这里。为了处理这些尸体，阳逻有一条小木划子就是专门用来打捞尸体的。平时，这条小木划子还有时闲着，可在那一段时间里，这条小船来往不停连轴转。当小船拖着尸体靠岸时，人们不顾浓烈的尸臭味，一拥而上，随后就是哭声一片。这种情况持续了约半个月，其惨景令人不忍卒看。 武汉的百万雄师被解散后，阳逻的工人总部一夜之间也销声匿迹。造反派也该庆祝胜利了。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庆祝形式不是渡江，而是开会**。 庆祝大会在阳逻刚刚落成的大礼堂里举行，大会内容倒是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不过也出现了一点令人捧腹的花絮。 按照惯例，类似的大会其开头和结尾都是要唱革命歌曲的，开头曲基本上都是《东方红》，结尾曲为《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会进行得还算顺当。接近尾声了，要唱结尾曲。唱歌需要人领唱，领唱的都是主席台上的勤务员们。在主席台上一长排的勤务员中有一位**年约40、50岁，是位菜农，她种的黄瓜是有名的。这位菜农是位文盲，从未唱过歌，也不会唱歌。可不知咋地，会议突然要她领唱，这不是硬要赶着鸭子上架吗？她推辞了半天也推辞不掉。再说作为革命队伍中的勤务员，不会唱革命歌曲这也说不过去呀。迟疑了一会，她只好硬着头皮唱了起来：“大……”。由于太紧张，她竟然忘了歌词。不过她很快触景生情地唱了起来：“大礼堂里靠舵手，黄瓜园里靠太阳”。闻之，全场片刻沉寂，又突然笑翻了天。 会后举行大**，**按单位进行。每个单位一面旗帜，旗帜上分别印着XXX战斗队、XXX造反司令部、XXX革命总部。最后一面旗帜上印着“独立战斗队”。有趣的是，这个所谓的“独立战斗队”实际上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旗手小淘气。说到小淘气，街上恐怕没有几个人不认识他的，这到不是小淘气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因为他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父亲——老淘气。当然，这老淘气的名字不是我们这些孩子叫的，是父辈们这样称呼的。 老淘气人很随和，总是一脸带笑，嘻嘻哈哈，什么事也不放在心上。不论男女女老幼，位尊位卑，他似乎都聊得来，再说，老淘气本来就姓陶，大概这就是那绰号的来历吧。‘ 老淘气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手艺，只是以爆米花为生，但他有一颗拥护革命的心。据说在革命年代，他曾帮助过地下党，还救过地下党领导人张体学的性命。革命成功后，张体学当上了湖北省的省长。这位省长曾想给老淘气安排个一官半职，可被老淘气婉拒了。他说自己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本事，只会爆米花，自己习惯这种爆米花的生活。 于是在阳逻街上只有他那一台爆米花机，8分钱一爆，他爆米花是从不交税的。 子以父贵，于是，小淘气也成了街上一大名人。 1967年10月，中央文革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军队进入了厂矿、学校，军事长官主持工作，开始全面收缴枪械，一些搞打、砸、抢的人也受到了惩处。 由于军队的介入， 曾经的批斗风也渐渐地平息下来。不过“走资派”们还没有“官复原职”，父亲“ 汉奸”的罪名也还在。批斗是不批斗了，但他却被下放到砂石厂办的畜牧场去。名义上是当场长，实际上是“劳动改造”。 畜牧场离砂石厂开挖砂石的地方约有4、5里地，它坐落在一处山凹里，几间平房，几个大围栏，门口有一口大水塘。一条羊肠小道通向外界。四周群山环抱，方圆4、5里地范围内荒无人烟。 这里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没有任何可以消遣娱乐的东西。到了晚上，面对的是几盏用煤油作燃料能提在手上照明、防风的马灯。 与世隔绝，寂寞无比，职工们都不愿意来。但有一个人却无这样的选择权力。 一位姓田的人，因他比我父亲年龄大，我们叫他田伯伯。田伯伯本是砂石厂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但前几年因提了领导的意见而被打成了右派，后被放在畜牧场进行“劳动改造”。 在我父亲到畜牧场之前，场里只有田伯伯一个人苦苦地撑着，对于我父亲的到来，田伯伯很高兴。尽管我父亲是带着畜牧场场长的“头衔”来的，也就是说在管人方面是他的领导。但他似乎并不计较这个，毕竟有个伴了，有个说话的人。再说父亲的身份上也是带“黑点”的，一个“右派”，一个“汉奸”，这身份也红不到哪儿去。 当然，令田伯伯最高兴的还是我和哥哥的到来。 父亲到了畜牧场后就不能每天回家，也不能每星期回家。父亲不在家，那这群儿女怎么办呢？毕竟在儿子中我和哥哥是最大的，也正是叛逆、惹事生非的年龄。为了怕出祸端，同时也是为了多两个帮手，父亲就把我和哥哥带到了畜牧场。 我和哥哥的到来，使原本死气沉沉的畜牧场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畜牧场的人口不多，但能吃能喝的“活口”倒不少。 二十多头猪，三十多头山羊，四十多只鸡，还有一条狗。 在这些牲口家禽中，鸡是比较好饲养的。屋子周边有的是山坡、草丛、树林，将鸡子往那儿一放，再撒些鸡饲料就可以了。 不过对于这种饲养方式我倒是有点担心，毕竟这里是荒郊野外，崇岭之中，虽说没有人偷鸡，但食肉动物，猛兽呢？ 田伯伯说这里属丘陵地带，山都不高，树林较少，故没有什么猛兽。不过豺狗倒是听说过，为此，场里还备有一把铳枪，只是从没有用过。至于一些小型的食肉动物，如黄鼠狼、狗獾什么的倒是见过，不过它们很少出现在屋子附近。因为这里除了有人在经常走动外还有那条大黄狗看护着。 鸡子可以在屋子附近放养，可猪就不一样了。 每天早上当猪吃完食后我们就打开猪圈，猪群顿时争先恐后地跑出圈门，象一匹匹脱缰的野马朝山顶冲去，边跑还边大声嚎叫着，场面很是壮观，转眼间就消失在山顶上。不要担心这些猪会走失，经过一代一代，一批一批的传、帮、带，这些猪都认识回家的路。 中午12时，喂食的时间到了，我们用铁锤使劲地敲打着那口挂在门前大槐树上的破铁钟。“哐、哐”的钟声在崇岭中回荡着。钟声刚停下，就听见从四周的山顶上传来哼哼的吼叫声和沉重的猪蹄声，猪群回来了。 午饭后，猪群又四面散去，有的找地方午睡，有的找水塘泥浴，有的则四处散步、闲逛。一日两次，周而复始。这倒使我产生了点联想，这猪的生活似乎比人的生活还惬意些。 比之鸡和猪，羊的料理要麻烦些。 羊是群居动物，喜欢成群在一起。羊要吃肥美的青草，而这种草一般都生长在离畜牧场较远、地势比较平坦、临水的地方。地方一远，那羊也就识不了回家的路。于是我们哥俩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放羊。每天做同一样的事情，难免枯燥、乏味、无趣。不过我们也有办法，那就在羊身上找乐子呗。 我们捉住一头羊，用力地将它侧放在地上，先用一块布盖在羊的眼睛上，再在布的上面盖上一个碗什么的，然后口里不停地唸着：“天塌下来了，天塌下来了。”这羊开始时还是拼命地挣扎，四脚乱瞪。随后逐渐平静下来，最后我们放开了手它也不动了，就在那静静地躺着，像睡着了一般。父亲说羊的胆子很小，怕天真的塌下来了。当然，你不用担心这羊子醒不过来，只要掀开那块布盖，这羊立马就活蹦乱跳起来。 有时候兴头高时我们就和羊来场摔跤比赛。我们紧紧地抓住一头公羊的两只角，用力左右掰，想把它摔在地上。那羊也是拼命地抗拒，双方都在较着劲。要想将一头壮实的公山羊摔倒在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弄得大汗淋漓、精疲力竭，也未必能遂你愿，有时候还会出现羊没摔倒，自己到先倒下的尴尬情况。 与羊摔跤是要有勇气的。骑羊也是要有勇气的。 别看公山羊的体型不大，但它的力气可不小。只要我们一骑在它的身上，它就会奋力地左摇右摆，东奔西突，那似非要把人摔下来的架式。有一次我还真被它摔了下来，不过有惊无险。 除了在羊身上找乐子外，我们还骑在猪身上，搞得猪群东奔西突、嗷嗷大叫。有时还故意到鸡群中去抓鸡，搞得鸡飞狗叫。 闲暇时我们哥俩就在山野中游山玩水，顺带用弹弓打雀打鸟。冬天的时候带上狗在雪地里寻找野兔。 父亲在畜牧场呆了约大半年的时间，虽说是背着“劳改”的身份，生活也很艰苦，但父亲却感到扬眉吐气、心情舒畅。这里没有批斗，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一切都很平静。对于我们哥俩来说，这也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 1968年，社会秩序趋于稳定，造反组织取消了，革命群众、革命干部都结合在一起，成立了新的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 父亲回到了车间重当他的车间主任。至于“汉奸”一说，无人认之，无人说之，无人提之，不了了之。 革委会成立不久，未曾想阳逻又出了一条人命。 搬运站的陶会计死了，是自杀的。不过对于他的死，人们似乎没有感到多少意外。 搬运站属于国营单位，要想进搬运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一是人员编制有限，二是搬运站是扛码头的，重力活，没个二、三百斤力气的人是进不来的。陶会计是个跛子，读了几年书算是文化人，属于照顾对象，这才进了搬运站，不仅如此，还让他做了会计。要知道哪个时候的会计是属于国家干部序列的。 头几年陶会计也是脚踏实地的干，大家反映不错。文革爆发后他就有些坐不住了，在站里组织了几个人成立了造反队，时不时地对站领导进行批斗。 搬运站的站长是一个五大三粗、脾气暴躁、性格刚烈、吃软不吃硬的人。几次批斗下来，他受不了啦，认为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一时想不开，一念之差就跳进了长江。 想死是件容易的事，但当真正面对死亡时则是痛苦的、恐惧的。出于本能是会尽一切可能逃离死亡的。更何况当一个会游泳的人在水里面对死亡而自己又能够逃生时其求生的欲望会更强烈。 站长会游泳，在死亡来临的最后一刻，出于本能，他脚一蹬、手一抬，人就浮出了水面。 为此，陶会计当众羞辱了他：“你哪是想死呢？是怕死”。紧接着他又加了句：“我要是你呀，我就会在身上绑块石头跳进长江”。 站里成立革委会，陶会计没有被结合进去，人们看他的眼光也有些异样。他绝望了，不久有人看见这个水性很好的年轻人跳进了长江，再也没有起来了。 一语成谶，可叹、可悲。 随着军代表的入驻，新的领导班子的成立，造反、串联的革命洪流已经退去。而此时，学校还在停课，学生无课可上，生产尚未恢复，学生无事可做，成千上万的学生们顿时成了无业人员，成了闲散人口，他们无所事事，整天徘徊在全国各个城市中，这成了社会管理中的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如何安置学生，成了当时中国一个巨大而严峻的社会问题。 城市很小，安排不了这么多学生。那农村呢？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缺少的就是劳动力。 早在几年前，毛主席就说过：“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68年12月22日，他老人家又发出了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于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夜之间就爆发了。 这个年代的中国，谁的话都不管用，只有毛主席的话。因为在人民的心中，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是神一样的人。毛主席的话就是最高指示、是真理，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既然是毛主席发出了号召，那就无话可说了。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上山下乡已是最大的政治，谁也阻拦不了。 于是，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城市里成千上万的66届、67届、68届（俗称老三届）的初中、高中毕业生或未毕业生统一以知识青年的身份扛着行李、肩挂书包、胸带大红花、敲锣打鼓地奔向大东北、奔向大西北、奔向大西南、奔向祖国最贫穷的地方，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阳逻是个镇，它既有别于农村又有别于城市。它的直接归属是新洲县，县相对于城市而言就是农村，农村的人叫农民，农民有自己的土地，粮食是自给自足。镇上的人叫市民，没有土地，粮食由国家配给，即所谓的“商品粮”。从这方面来讲，镇与城又别无二致，也正如此，人们又把镇叫做城镇。 既然是吃商品粮，按政策规定，其学生也属于知识青年范畴，也就是“下放”对象。所不同的是，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下放的地方往往是跨省过市，面向全国。而城镇的知识青年面向的则是自己的“县”的范围。我哥哥是67届初中毕业生，他于1968年的最后一天下放到了本县的金台公社。 1969年，学校开始恢复上课了。这年的9月份，我们以本应上高中的年龄走进了初中的课堂。初一上学期结束了，当我们正期盼走进下学期时，学校传达了上级的通知：“不用再上学了，作为69届的初中毕业生下放农村。” 通知一出，舆论哗然，大家顿时感到这象是被人 设了个局似的。 这届学生有点特殊性，论文化实际上只是小学水平，但年龄又是初中毕业生的年龄，从文化水平来说不属于下放对象，小学生是不下放的。但在年龄上又似乎排得上知识青年行列。那好吧，那就让你们进初中的大门吧，至于你们能在这道大门里呆多久，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你一跨进这道门槛，“知识青年”的身份就确定了，“下放”的理由也就名正言顺了。
经过了一年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人们对农村的状况已有了重新认识，对知识青年的生活现状有了真实的体验。人们再也不冲动，狂热、现实了许多。 那个时候孩子们多，哪个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几乎每家都有哥哥、姐姐们下到农村。他们的经历给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带来了什么？痛苦、悲伤、贫穷、无奈。现在他们的弟弟、妹妹们又要重蹈覆辙，这能让人没有顾虑、担忧吗？ 再说这一届学生的年龄普遍较小，大的不足18岁，小的只有15岁多，严格来说这还是群未成年的孩子。离开家乡、离开父母，他们能独自面对社会吗？ 不仅如此，前几届的毕业生都是按届一锅端到农村去。彼此也不会有什么怨言，可这次不知为什么，政策变了，一部分学生下放，一部分学生不下放。有学生和家长询问学校，学校说此次分配是按考试成绩来划分的，下放学生的成绩都没有考好。没有考好那就查看分数吧，学校却以保密为由拒绝了。 其实，对于此次是否下放的原因,大家都是乌龟吃萤火虫—心里亮堂的。它与学习成绩并无多大关系，起决定作用的是家庭的社会关系、门路、背景。有这些条件的就可以留在城镇，否则就是下放对象。当然，如果家庭成份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那下放就是必然的了。我们家虽说不属于黑五类份子，但也不具备免除下放的条件，所以我被划入了知识青年行列。 不过对于我来说，下放农村似乎并不是一件特别令人忧虑的事情，父母亲也没说什么，人长大了，该到外面去闯一闯了。再说，少一张吃闲饭的口，对于我们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公平也好，不公平也罢。下放农村的名单就这样定了下来。 于是，在1970年5月6日的那个上午，我们这群所谓的“69届初中毕业生”顶着知识青年的光环离开了泪水婆娑的父母，离开了依依不舍的弟弟妹妹，离开了家乡，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
七.消失的家乡
人，离开了家乡，但我的心仍在家乡，生我养我的家乡是永世难忘的。 40多年后，我退休了，想落叶归根；想看看那熙熙攘攘的小街;想徜徉在那凹凸不平光滑锃亮的青石板上;想亲近那些纯木结构的房舍;想坐在江水中的礁石上“日浴”,看那成群结队的江鸥，此起彼伏的江豚；想重拾几片十里长山上的地衣、闻闻花果山上的飘香、看一眼那神奇的香炉山；想看看那童年的伙伴；还想在我们家的老宅里隔空与父母亲唠几句家常。 然而，一切都成为了过去： 沿河街消失了； 上河街消失了； 小巷街消失了； 正街消失了； 关上关下街消失了； 江中的礁石早已粉身碎骨； 童年的伙伴们都已四处为家，不见踪迹； 古老的阳逻街已变成新港码头，层峦叠嶂的群山已变成武汉阳逻经济开发区。 家乡，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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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1702000008 )
发表于 2018-9-13 16:42:08
提升卡
置顶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正街，关上关下还在只是破旧不堪廖无人烟了
发表于 2018-9-17 16:2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