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知青> 夏理银:谨以此文献给新洲阳逻六九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十周年 （二）

随遇而安a

我是知青

夏理银

——谨以此文献给新洲阳逻六九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十周年

（二）待续

上山下乡

阳逻是个镇，它既有别于农村又有别于城市。它的直接归属是新洲县，县相对于城市而言就是农村，农村的人叫农民，农民有自己的土地，粮食是自给自足。镇上的人叫市民，没有土地，粮食由国家配给，即所谓的“商品粮”。从这方面来讲，镇与城又别无二致，也正如此，人们又把镇叫做城镇。

既然是吃商品粮，按政策规定，其学生也属于知识青年范畴，也就是“下放”对象。所不同的是，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下放的地方往往是跨省过市，面向全国。而城镇的知识青年面向的则是自己的“县”的范围。我哥哥是68 届初中毕业生，他于 1968 年的最后一天下放到了本县的金台公社。

1969年，学校开始恢复上课了。这年的 9 月份，我们以本应上高中的年龄走进了初中的课堂。初一上学期结束了，当我们正期盼走进下学期时，学校传达了上级的通知：“不用再上学了，作为69 届的初中毕业生下放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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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一出，舆论哗然，大家顿时感到这象是被人设了个局似的。

这届学生有点特殊性，论文化实际上只是小学水平，但年龄又是初中毕业生的年龄，从文化水平来说不属于下放对象，小学生是不下放的。但在年龄上又似乎排得上知识青年行列。那好吧，那就让你们先进初中的大门吧，至于你们能在这道大门里呆多久，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你一跨进这道门槛，“知识青年”的身份就确定了，“下放”的理由也就名正言顺了。

经过了一年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人们对农村的状况已有了重新认识，对知识青年的生活现状有了切身的体会。人们再也不冲动、狂热、现实了许多。

那个时候孩子们多，哪个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几乎每家都有哥哥、姐姐们下放到农村。他们的经历给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带来了什么？痛苦、悲伤、贫穷、无奈。现在他们的弟弟、妹妹们又要重蹈覆辙，这能让人没有顾虑，担忧吗。

再说这一届学生的年龄普遍较小，绝大部分不足18岁，小的只有 15 岁多，严格来说这还是群未成年的孩子。离开家乡、离开父母，他们能独自面对社会吗？

不仅如此，前几届的毕业生都是按届一锅端到农村去，彼此也不会有什么攀比，怨言。可这次不知为什么，政策变了，一部分学生下放，一部分学生不下放。有学生和家长询问学校，学校说此次分配是按考试成绩来划分的，下放学生的成绩都没有考好。没有考好那就查看分数吧，学校却以保密为由拒绝了。

其实，对于此次是否下放的原因，大家都是乌龟吃萤火虫——心里亮堂的。它与学习成绩并无多大关系，起决定作用的是家庭的社会关系、门路、背景。有这些条件的就可以留在城镇，否则就是下放对象。当然，如果家庭成份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那下放就是必然的了。

我们家虽说不属于“黑五类”份子，但也不具备免除下放的条件，所以我被划入了知识青年行列。

不过对于我来说，下放农村似乎并不是一件特别令人忧虑的事情，父母亲也没说什么，人长大了，该到外面去闯一闯了。再说，少一张吃闲饭的口，对于我们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公平也好，不公平也罢。下放农村的名单就这样定了下来。

于是，在1970 年 5 月6 日和 7 日的两天里，我们

这群所谓的“69 届初中毕业生”，顶着知识青年的光环，离开了泪水婆娑的父母，离开了依依不舍的弟弟妹妹，离开了家乡，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