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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教大家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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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定乾坤

云深书院都是学古代礼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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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教化场所的建立

　　最近一段时间，在云深书院创办的过程中，碰到的一些在思想上、内容和形式上，有必要理清的问题，且提出粗浅的看法，欢迎大家指教。
一、儒学教化工作的主要内容
　　儒学教化工作的核心内容是“敬天法祖，礼乐教化”。
（1）“敬天”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
　　所谓“天”，代表着自然界的法则，“天”无时不在，你看不见摸不着。天不是神仙。何为敬天，按天道行事则为敬。何为“天道”，“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天道至诚无息”，“天道至公无私”。天道只有在你违反它时，受到“天道”的惩罚，才会感觉到天道的存在；比如在过去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你在干旱的土地上种水稻，或在水田种麦子，或是错过了季节不播种，你会颗粒无收，会饥火烧肠，会造成极大的社会灾难；因此，无论你是君臣还是平民，你的权力有多大，首先要尊重自然，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办事。过去皇帝自称天子，王朝称为天朝，有一部分君权神授、愚民的含义，但其主要思想还是约束君主，要承担责任，不能逆天命。在原始的氏族社会，有贤能者被推为首领，他们要担负部落的生产、生活、军事、教化的管理责任，象轩辕黄帝，他每到一个地方，一年成行，二年成市，他取得大家信任的主要因素，应该首先是他按照自然的法则搞好生产，按照中共十七大词汇来表达，即首先必须确立科学发展观。我们的祖先曾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道统的国家”，我们还能理解这句话的千钧之力吗？
（2）“法祖”的意义不下于“敬天”。
　　人类文明的成果主要靠继承，在没有历史文化的传承下，个人企图自创出来的文明是不会有任何成果的，反而会引起社会极大的动荡与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酿成了一场空前浩劫，便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无法忘记的大的失败。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的主要主张也是“法祖”，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儒家学说并非开宗立派，而是一以贯之，俗话说的四书五经，五个经典中“易经”是讲哲学、“诗经”是讲文学、“春秋”是讲历史、“尚书”是讲政治、“礼记”是讲礼仪（实际还有一本《乐经》，后来亡佚了），这些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部分，五经并非孔子创造，而是从伏羲、女娲创八卦的神话时代就开始，从炎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代一代相传。
翻开世界历史，圣贤都是产生于二千年前，那时建立起的人生观、价值体系达到的高度，至今都是难以逾越的高峰，圣贤在后来人类的历史中没有再产生，将来大概也不会产生。
　　法祖的重要性不仅是对人类而言，对动物也是一样。像华南虎、大熊猫、丹顶鹤等濒危动物，时至今日，人类至今或许永远不能把圈养的野化，那么，这就意味着有些物种的灭绝，而在动物园里圈养的仅仅只是它们的身影罢。
　　人类也是一样，没有传承，也许我们再也无法产生像屈原、李白、苏轼这样的诗人、文学家。五四以来，有人把鲁迅称为民族的脊梁、伟大的文学家，我个人认为这是不正确的。鲁迅到日本学了几年医学，回到中国后有些不适应（现在你要出去一趟回来也会有些不适应），认为中国落伍很多，怀着愤世嫉俗的心情塑造了“孔乙己”“阿Q”等文学人物，把当时中国人一些劣根性进行揭露。但鲁迅先生错误地把产生“孔乙己”“阿Q”等人物的原因归结于我们的老祖宗有问题。然而，孔子的弟子中有“孔乙己”“阿Q”这样的人吗？恰恰相反，孔子教化目的主要是不要产生“孔乙己”“阿Q”这样的人。鲁迅先生他并没有理解“礼教”的含义（正相反，鲁迅先生所崇拜的日本正是礼教的典范，附注2），盲目地反中华传统文化，他的文章可能会误导社会大众和未成年人，我不知道我们的国家那么的文学院为什么要冠名鲁迅文学院。
　　像台湾的某些政治人物以为讲闽南话就可以产生一个文明，就可以去中国化，是多么无知可笑的事情。日本和韩国不讲中国话，科技工业及整体的文明程度也相当发达，但迄今都没有脱离中华文化圈。
   （3）“礼”比西方博爱的思想更为丰富。
　　“礼”最重要的体现在于对人、对生命的尊重，“礼”可以规范人的行为，让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架构体系（无论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在一个有秩序的形式下进行，同时体现生命的尊严。比如一位清洁工给一位路过的公司领导行一个礼，公司领导回一个礼，可能是鞠一个躬，可能只是问一个好，那么这件事情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而无论什么事情（生产、生活等所有人类涉足的方面）都需要人，而且是需要人与人协作完成，要做好这些事情的基础，是人与人互相尊重，这样才能往好的一面发展，这就是“礼”的作用，所谓“非礼则无以立也”。
　　“乐”可以陶冶净化人的心灵。所谓“非乐则无已节也”。
   (4) 教化的作用
　　一个高素养的文明社会不是仅仅靠民主、法制就能建立起来，如果人类价值观都没有建立，设计得再好的民主、法制体系都是沙堆上的楼阁（现在台湾的某些政治人物把民主当成了万能的遮羞布）。教化工作应该比民主、法制工作还要重要，我们的政府办了很多的医院、公安局、监狱和法院，这些都是出了问题以后如何处理的场所，但是偏偏教化的场所没有。古人曰：“始也明刑以弼教，终也刑期于无刑”，意思是教化是主要手段，刑法是辅助手段，到最终达到不用刑法而天下治。
　　我们国家应成立一个“礼”部，位置相当重要。这个“礼”部的功能应有别于教育部、文化部和宗教局，它主要承担社会的教化管理作用，面对未成年人的素质教育和成年人的终生教育，我们应该逐步地建立教化的场所，以传承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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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学教化场所的建立
　　中国古代很多的书院是将教化与教育合为一体，现代学校教育具有一部分的教化功能，但是不是有了学校教育就可以替代教化作用呢。 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并不存在大的问题（近些年教育的发展较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缺的是社会的教化功能没有。
有人建议取消高考，可是高等学校资源有限，如果没有高考一刀切，富贵子第和平民百姓子第如何公平竞争。
　　现代学校以应试教育、科技知识为主体，学校采用的多是填鸭式教育，学校只有老师与学生，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考分，而教化场所与学校不同，它是一个社会，除了教师，前来的人是社会各阶层、不同年龄的人，儒学思想在学校里只存在课本上和老师的叙述中，而在教化场所里，儒学思想行为可以体现在许多活生生人的行为中，这样才可以引导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圣贤并不存在于孔子像里，圣贤存在于学习儒学思想并将之实践于工作学习的普通人的生活中。

　　 我个人认为，儒学教化与其他宗教相比有不同之处，主要是它的义理，孔子的学说没有神的概念，没有天堂和地狱，没有来世，也不像其它的宗教是排它的。但从社会教化的功能上儒学和其他宗教来讲是有相近之处。
在西方社会过去是神权与君权并立，神权主管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君权主管土地和生产，神权在意识形态方面高于君权，而我们国家的历史是一人（皇帝一人）全部负责，这就造成我们如果碰到一位明君，社会就稳定和发展，如果碰到一位昏君，社会就倒退，全国人民就受苦受难，从我们国家的历史来看，多次出现昏君和历史倒退，毁灭文明的事件（很多的开国皇帝和君主以为老子英雄儿好汉，江山代代相传，但历史是不以个人的愿望向前发展，比如秦二世看到他的父亲秦始皇辛苦打天下守天下，觉得这样的人生哪有什么意义，因此朝廷的事情全部交给赵高、李斯等大臣，问题是很多大臣为了个人或所代表集团的利益互相倾轧，国家就处在混乱的状态，十几年就灭亡了）。
历史上不计其数的皇帝和君主，在位时胡作非为，指鹿为马，国破家亡，慑于淫威人民敢怒不敢言。我们不能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寄托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行政当权者身上，依附于行政当权者的周围经常出现阿谀奉承、欺上瞒下、中饱私囊之辈，行政当权者也很容易被各种利益团体控制，成为其代理人。
因此在价值观培养和教化工作领域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应该考虑形成一套系统和模式，在思想上、行为上来引导我们的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朝野、成年人或未成年人、及各种社会团体和机构），这样我们的国家民族才能将江山社稷建立在磐石之上，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俗话说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民族，有什么样的民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国家。
有人说有了民主和法治就好了，政党之争如果是君子之争，就还好说，如果是狼狈为奸，民主就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遮羞布。同样有了法律和法规固然是件好事，问题是法律制定的再好，没有人去遵守就变成一纸空文，象台湾的陈水扁是台大法律专业第一名毕业，大半辈子从事法律工作，做了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也是一样，视法律如儿戏，玩弄法律于股掌之间。
　　儒家理论是一个成熟的学说，需要补充和修改的地方很少（有位北京的教授竟然写了一本名为“丧家狗”的儒学书籍，这可以反映国内某些从事学术研究的先生们是多么的百无聊赖），我们并不缺乏理论，中国人的骨子里就是儒家思想，只是没有更好的表现出来，我们需要的是建立教化场所，将教化工作普及化，说简单一些就是让中国人看上去更有一些修养，每周有一次穿上整洁的衣服，和家里人一起听一会圣贤的教导，同时，大家有一个正式社交的场合，这样潜移默化的作用，也许就不会让外国人说中国人是有知识没教养。
　　教化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以及固定的形式与内容，教化工作并非靠出几本书或者喊几个口号、做几个电视节目可以完成，如果教化工作这样容易，那么西方基督教多印一些圣经，给大家一发就可以，为什么要在即使很偏远的乡村都建教堂。
　　我们需要几千所、几万所书院来传承中华文化，我们要的不是象牙塔的专属物，也不只是经书里圣贤的只言片语，而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本身，这也许需要政府的推动和支持。我们的政府在海外准备发展几百所孔子学院，在国内也应大力发展。建立教化场所如果民间来做，也许要几十年，甚至更久，如果政府来推动，也许几年时间就可以做到。面对金钱、网络、毒品、暴力等等诸多的不良诱惑，与西方文化的大举进入，面对我们要天天长大的未成年人，我们还能任其自然地等几十年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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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学教化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
　　政治工作是攸关国计、民生的一项重要工作，但在儒学教化场所内是不适宜谈论的题目，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位厨师来到儒学教化场所学习儒学，儒学老师和他谈起做菜的技术，儒学老师说这个菜要多放盐，那个菜要加辣的才好吃，可能到后来那位厨师会和你吵架，这就是梁漱溟先生和老毛同志当年吵架的原因，儒学教化工作的主要方法是提供做人做事的原则，提供价值观的培养，而不是像法院去对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事件进行裁判。（政治工作虽然重要，但也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全部，即使是职业的政治家，在退休后离开了政治和权力也许会更好。举一个例子，蒋介石过去怎样我们不去评论，晚年大部分时间他离开了政治，也许是因为信奉基督教的原因，他的个人生活很健康有规律，照片看上去很慈祥，与我们有些政治人物的晚年，一直醉心于权力和斗争大不相同，照片上都看得出来。蒋介石先生后半生大部分受夫人基督教徒宋美龄的影响，回过头来说江青如果信仰了什么，老毛同志的晚年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而台湾的前领导人李登辉先生，我记得在他要退休的时候，有记者问他退休后的打算，他回答要到乡村去传教，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后来李登辉先生食言了，退休后不知疲倦的要把台湾往这里带，往那里带，如果他真的去做一些教化的工作，不要去走一些极端，他的善终和历史定位会完全不同。现在香港的陈方安女士也厌倦了退休后的平淡生活，可能是她找不到一个对社会人生更有意义的工作。华人社会退休的政治家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孙中山先生我们把他奉为革命的先行者（老毛同志语），台湾地区把他奉为中华民国的国父，但我个人认为中山先生在大英帝国的图书馆冥思苦想的时候，在他构思三民主义的时候，他忽视了信仰、忽视了价值观，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因此国民党当年和袁世凯在争夺领导权时，除了一些空洞的口号和不切实际的主张，剩下的仅仅就是争权夺利。那么中山先生他所设想的未来的中国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呢？自由、平等、博爱、天下为公，这些美丽的词藻下面是到底靠什么做的支撑，现在的中国如果你和区长、市长省长在一起，一介平民的你会觉得平等吗，中山先生是不是真正理解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精神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东汉王朝的开国君主光武帝刘秀，是西汉刘氏众多后代中普通的一位，形象俊美，为人谦和，在年轻时“性勤于稼樯”，为其兄讥笑“光武事田业，比之高祖兄仲”，后来带兵打仗同样是有勇有谋，建立东汉王朝后，定制度、开教化、明刑法，有人（即便是皇太子）问起他过去的战功，他回答说：“昔卫灵公问战法，孔子不回答，此非尔所及。”“你不要再问这些事情”。他不愿意再谈论过去打仗的事情，他明白地知道打赢战争、取得政权并不代表什么。所以，政权的取得（不论是用战争、继承、选举哪一种方法取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取得政权后做什么事情，做出什么事情；“后汉书”在为光武帝刘秀写道，“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意思是光武帝治国之道虽未能达到古代圣贤的程度，但也算是配上了什么时侯该止息止戈的“武”字了。

四、结束语
　　需要说明的是学习儒家思想并不是进入空门。儒家思想是一个入世的哲学思想，在云深书院附近三十公里处即为当年孔子问津处，孔子问津的主要意思即是告诉子路，人与动物是不同的，人来到世界上是要努力学习积极创造以丰富人生，而不能像动物一样随遇而安，被动地适应世界。
　　当时筹建云深书院时，有人问我是不是想找个地方休养，我解释是我并没有哪里不舒服。从小初中、高中考试我是全校前一、二名的成绩，在大连理工大学工科本科毕业后，国营企业、外资企业然后到个人开私营公司，每个地方我都工作了七八年，虽然不是特别优秀，但都做得还可以。我讲述这个意思是想说我没有逃避社会的想法，儒学是鼓励人向上努力的学说，它不是逃避社会的学说。如果儒学的老师对社会、人生都失去信心，如何去鼓励引导前来听课的社会大众，如何把握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礼乐应该是一个轻松、和谐的事情，教化场所的建立也许没有发现一个大油田那样让人激动，但往往你认为并不重要的东西，也许就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基础条件。就好像某位哲人说过“真理是朴素的，运用真理的人也是朴素的。”
　　最后，请让我以一句古诗“微雨池塘现，春风襟袖知”，来与喜欢中华传统文化的朋友，和支持中华文明复兴的社会各界人士共勉。

                                                      云深书院创办人
                                                      孙兴建于深圳
2007年11月 初稿2011年6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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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1：
如果以敬天法祖这两条来分析现代史，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不敬天，砸锅练钢铁、亩产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定胜天等等作为，完全不依据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最后造成三年饥荒，饿殍遍野；文化大革命就是不法祖，老毛同志认为文明可以自己创造，将过去的一切砸烂，就会出现一个新世界，结果文明没有出现，中华文化还剩下不多的一点残存被破坏殆净。
附注2：
古人曰“礼失求诸野”，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到今天，日本保存了汉唐中华文明的主要部分，韩国保存了宋明的主要部分，其他地区和中国大陆只有少量残存，在中国大陆我们要了解中华文明只有书籍和遗址文物等考古学资料，以下通过一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日本国王的来往，我们可以了解的是，不是今天的日本人对我们有文化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在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出现了文明的衰落之后就已发生，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倭寇屡屡骚扰明朝边境，明朝怪罪于日本国王，日本国王一再解释倭寇为盘据于海岛上的盗贼所为，日本国并未参与事件，双方因此产生不信任。
朱元璋的书房里挂着把日本扇子，是明军一次剿灭倭寇战斗中缴获献上的。他以此为题写过一首《倭扇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诗中斥责日本国王无道，民众都是盗贼，还鄙夷地称日本君臣平时光着脚，说话像青蛙叫。
明初来朝贡的外国使者很多，一般使者来华先被礼部官员接到京师的会同馆住下，第二天到奉天殿接受皇帝的接见。接见时，朱元璋先问：“尔国王安否？”再问：“尔使者远来勤劳？”然后使者磕头，贡献方物，完毕。
这天接见日本国答里麻，朱元璋一时起了兴致，多问了第三句：“尔国风俗如何？”可以想象，这纯粹是上国之君对夷狄小国的敷衍之问，不料答里麻早有准备，直着脖子吟诗作答：“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 这首诗明显和朱元璋的《倭扇行》反着说，文化上的傲慢与优越感之意一目了然，因此朱元璋“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
眼看倭寇骚扰越来越严重，隔了一年，朱元璋再遣使臣赵秩出使日本，递交国书给怀良亲王。吸取上次“直抵其国，缚其王”的教训，这次的国书完全走怀柔的路子，大意是说：“最近几个被倭寇抓走的俘虏逃回本国，我这才知道早些时候的倭寇来犯，不是贵国王的本意，而是盗贼所为。所以我已经让海军方面暂停造战船了。果然能够革心顺命，共享太平，不是件美事吗？”
在这封国书中，朱元璋对日本大加安抚利诱。不过，赵秩还是差点遭到前任使者的下场，怀良亲王见他姓赵，怀疑他是当年元朝使臣赵良弼的后代，并且是代元朝出使，喝令左右斩杀，幸好赵秩没有慌张，耐心说明现在中国当政的是明朝而不是蒙古，自己也不是赵良弼的后代，才打消了怀良亲王的敌意。
明太祖希望的日夷来朝的圣世景象依然没有出现，在一再失望之下，洪武十四年再次遣使，在指责日本国王的国书中以开战相威胁：
“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若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祸。如吴大帝，晋慕容瘣、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获男女女以归，千数百年间往事可鉴也，王其审之。”
国书到达日本九州后，怀良亲王回了一封不卑不亢的国书：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文章，论武有孙武韬略之兵法。又脚下选股陈梢，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 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
这封回书有抑有扬，强直豪壮，文采斐然，“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的豪言，文中用典很多，可以想象日本国王对中华文化理解之深，放之世界史上可能也是一篇著名的国书。

附注3：
我们国家公务员考试应该首先恢复科举制度， 国家公务员只需具备基本的学校文凭和学位，最重要的应该是个人品德和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只有通过恢复我们千百年来传之有效的科举制度才能做到公平的选拔人才，才能形成清廉的政府。
同时我们应该逐步恢复优美的文言文，胡适、鲁迅这些所谓的新文化人，他们不是在发展我们的文化，实际上破坏了我们的文化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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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4：
需要强调的是，工业化革命是一把双刃剑，他能部分提高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往往会对我们的环境和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看看我们现在的山川河流受到的污染和破坏，气候的变化和反复无常，这些年我们对赖以生存的地球所造成的破坏是亘古未有的，很多是无法弥补和恢复，“国破山河在”，现在不仅仅是国破，连山河都破了，破败的山河和一些没有文化底蕴的人造建筑以及浅薄的拜金的社会文化，这就是我们留给下一代的遗产。
同样，现在的信息化和互联网，也是一把双刃剑，负面的影响来讲，它比鸦片和香烟对我们的社会和文明的毒害更深和范围更广泛，人民都沉浸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之中，很多的家庭大人小孩回来，一人一台电脑，家庭里面静悄悄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更不要说那些天天上网玩游戏和聊天，沉溺于网吧的年轻人，这是正常的人类文明生活吗，这是吸毒，互联网对我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催残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亘古未有的，这是我们文明的追求方向吗？